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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 14 文化的事,能算偷吗?—— 论1300年日本茶道嬗变

1: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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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目盏是一种在建窑烧制的黑釉茶器。最早在南宋时期,经由在浙江天目山佛寺中留学的日本僧人带回,因而在日本得名“天目”。

烧制天目盏的过程中,由于窑内温度、微量元素的不同,以及一些不可预测的特殊原因,可能产生意料之外的变化。其中最为罕见的变化,是一种五色斑斓、犹如掌中宇宙的“曜变”效果。曜变的出现概率极低,号称亿万中出一,目前全世界仅有三件半宋代曜变天目存世。其中半只在杭州出土;另外三件传世品,都在日本收藏,且都被列为日本国宝。

不同于我们常说的“中国国宝”只是民间泛称。日本国宝是由文科省核定的有形文化财产。在美术工艺品栏目下,总共只收录了800多件,含金量极高。 一口气收录三件几乎一样的茶碗,足见日本对中国古物的推崇。

除了茶器,日本对于流传自中国的茶文化同样是也珍而重之、推崇备至。经过1300多年的流传绵延,不但在本土发展出别具一格的茶道系统,更让这套系统在国际上成为更甚于中国的文化名片。

有趣的是,不同于韩国主张和中国有关的文化遗产时,舆论所表现出得嘲讽和愤怒;大家似乎面对日本对中国文化财富的“占据”,总体上却持一种默认态度,甚至隐隐有一些自责—— “老祖宗的东西,自己不好好珍惜,反而被日本人搞得有声有色”。这是为什么?

我想,原因之一是日本确实更擅长这件事情——更善于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消化和再创造;也更善于二次输出,向世界介绍自己。我们今天常讲“文化输出”,就是希望中国能打造一个和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文化形象——在这个动机上,日本是非常值得学习的。

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栗强老师给我们带来茶文化系列的第二次节目,为大家讲述茶在日本不同历史时期的流传变革,这是一次对茶的探讨,也是对日本的探讨,希望能对上面的问题上给大家一些启发。
内容包括
07:38 奈良:文明的苏醒和茶的传说
13:23 平安:“和魂汉才”与贵族的茶
22:10 镰仓:武士品味造就暴发户茶风
27:57 室町:从人神传统到审美供奉
35:15 安土桃山:茶圣“只向美低头”
40:36 江户:锁国时代的三大茶人
59:34 明治:拥抱世界的时代,茶承载了更多
67:50 战后:茶的生命力从何而来?


大宝法典
也称《大宝律令》, 是日本于公元701年颁布的基本法典。《大宝律令》以中国唐朝的《永徽律》为蓝本,是日本第一部成文法典,奠定了日本做为中央集权国家的法治基础。

飞鸟时期的《大宝律令》所规定的“班田收授法”本为一种土地国有制度。但班田下的农民除了要上缴租税,还需要服劳役和贡献土特产。沉重的负担导致民间逃亡成风。面对此种情况,同时也为鼓励垦荒,奈良时期的圣武天皇继而颁发了《垦田永年私财法》,承认一定范围内所开垦土地的私有权。 日本因此逐渐进入了土地私有化的时代,也为未来的武士崛起和地方割据埋下了伏笔。

图为:圣武天皇



法隆寺
法隆寺又称斑鸠寺,位于日本奈良县生驹郡斑鸠町,据传是由圣德太子所建的木结构寺院。寺内保存有大量自飞鸟时代以来所累积的文物珍宝。

其中,供奉于金堂的“释迦三尊像”有着修长的面容和下垂的衣纹,与中国北朝的造像风格略为相似, 不但是日本美术史上的经典,也是中日早期文化交流的见证。

而“百济观音”被誉为日本佛造像巅峰之作。有人认为它在印度制造,经由朝鲜半岛转运至日本;有人猜测,它是在白江口战役之后,由流亡的百济王族带去日本;也有人通过木材判断,它是日本的本土制造。

但无论产自印度、朝鲜、还是日本本土,百济观音都被普遍地认为是一件“唐风”作品。可见唐文明绝不只限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原文明,且文化意义上的“唐”,覆盖面要远大于地理意义上的“唐”。

图为:释迦三尊像、百济观音



寝殿造
日本平安时代开创的一种建筑样式。作为中心建筑的寝殿(正殿)面向南面的庭院而建,庭中有水池;寝殿东西两侧为对称的附属建筑(对屋),和寝殿之间分别以渡殿连接;从东西对屋再向南伸出渡殿,南端设有钓殿。

寝殿造是日本文明经历了长时间对中国的模仿学习后,所做出的有别于中国的本土化尝试。经典的寝殿造建筑包括刻在10日元表面上的宇治平等院凤凰堂。

图为:平等院凤凰堂、日元十元硬币


大和绘
平安时代日本废止遣唐使后,一度致力于摆脱唐文化的影响,发展有别于唐的国风文化。大和绘正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大和绘多以日本本土的故事、人物、风景和事物为主题,在方式和技法上也在模仿中国之余,又有意地与中国唐绘相区别。

图为:源氏物语绘卷、山水屏风



万叶集
现存最早的日语诗歌总集,收录由四世纪至八世纪4500多首诗歌,共计二十卷,按内容可分为杂歌、相闻、挽歌等。

《万叶集》对日本文化影响深远。编撰《万叶集》时,日本还没有假名文字,因此本书大量假借汉字的音读和训读来表记古日本音节,即使用汉字作为日语音标。这种表音汉字和表意汉字混用的假名被称为“万叶假名”。后世的日本对表音汉字做了简化,以区别表意汉字,从而形成了今天的“平假名”和“片假名”。

此外,日本如今的年号“令和”,就出自《万叶集》《梅花歌卅二首并序》中的“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薰珮后之香。” 这篇序文在很大程度上仿写了王羲之的《兰亭集序》。

图为: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公布“令和”年号



最澄
日本平安时代的高僧,日本天台宗的开创者。

早年在鉴真生前弘法的东大寺受具足戒,学习天台宗经籍。后作为早期的留学僧入唐求法,与空海大师一同前往浙江学习天台宗教义。回国后开创了日本最早的密宗道场能福护国密寺。

最澄从中国带回了茶叶、茶籽,并把茶籽种到了京都比睿山麓的日吉神社,从而开始了日本茶叶种植的历史。

图为:最澄画像



村田珠光
室町时期的村田珠光被奉为日本茶道“开山之祖”。他曾前往大德寺,向日本禅宗的重要人物一休宗纯拜师参禅,此后开始用禅来改造自己的茶事活动,赋予了茶更深邃的思想内涵和审美趣味。

珠光还作为足利幕府的茶道顾问,对当时贵族间流行的绚烂奢华的“书院式茶室” 进行改造,融入“残缺美”、“枯淡美”、“简素清洁之美”等风气,并在银阁寺建造了日本最古老的茶室“同仁斋”和与之相配的“禅味”庭院。

珠光的美学和茶风,对后世日本茶道宗师如武野绍鸥和千利休等影响甚大。

图为:银阁寺


小堀远州
小堀远州是安土桃山时代到江户前期的大名、茶人和造园家。

其父小堀正次是丰臣秀吉之弟丰臣秀长的家老,辅佐秀长军政要务,使得远州自幼接触日本军政要人和文化名流。约十四五岁时,远州拜茶道大师古田织部为师学习茶道,而古田织部是“茶圣”千利休的正统继承。因此,在千利休和古田织部相继去世后,小堀远州成为了当时最有话语权的茶人领袖。

远州茶道的一大特色是赋予了茶一些类似于“忠于父君、不忽视家人、维持友情”的儒学教导。在美学上,远州茶道更贴合当时的上层武士的精神需求,比之以千宗旦为代表的千家茶道要更为华丽,他所主持营造的孤蓬庵茶室规模也远大于传统茶室。

此外,远州对日本庭园艺术有着重要贡献,其所主持营造的桂离宫、京都御所、仙洞御所都是日本重要的建筑。

图为:小堀远州、桂离宫

松尾芭蕉
“松尾芭蕉”是江户时代一位俳谐师的署名,有日本“俳圣”之誉。

古代日本在模仿中国乐府诗的基础上,发展出有别于“汉诗”的“和歌”系统。其中一种和歌叫作“连歌”——类似于中国的山歌民谣,可在节庆场合供多人接龙连唱。

连歌的第一句叫发句,由“五、七、五”十七个音节构成。后来发句被独立出来,成为一种新的体裁即“俳谐连歌”(或“俳谐”)。早期的俳谐以幽默的风气为主,是一种市井喜剧文学。 而松尾芭蕉给俳谐灌注了禅的意境,去表达纤细的感受和恬淡的生活态度。

直到明治时代,诗人正冈子规将这种显然有别于传统俳谐连歌的诗体称为俳句。如今俳句已经成为日本文学的代表。

松尾芭蕉的俳句:
(1)
山路上,

多么幽雅的

紫花地丁啊!
(2)
伊势的秋季,
寒风呜咽似悲啼,
如一片墓地。
图为:松尾芭蕉



浮世绘
日本的一种绘画艺术形式,因巧妙地与木板活板印刷结合而在江户时代广为流行,起源于17世纪,并以18、19世纪的江户为中心迎来创作与商业上的全盛时期。内容主要描绘人们日常生活、风景、和戏剧。

浮世绘是一种彩色印刷的版画,由原画师、雕版师、刷版师三者分工协力完成。原画师将原图完成后,由雕版师在木板上雕刻出图形,再由刷版师在版上上色,将图案转印到纸上。同时,也存在少量手绘的浮世绘作品。

19世纪中期开始,欧洲由日本进口茶叶,因日本茶叶的包装纸印有浮世绘版画图案,其风格也开始影响了当时的印象派画家。

图为:东洲斋写乐的浮世绘作品、梵高所绘的《唐基老爹》背景中有也许多浮世绘画作



家元制
家元制度是日本江户时期广泛存在于茶道、围棋、插花、歌舞等各个传统艺道流派中的一种组织结构。

家元制由等级分明的师徒关系为主轴,以传承和教授正统技艺为主业,从而形成一种金字塔型的社会关系。处在金字塔最高点的“家元” 名号代代继承,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一定程度的神性,统率万千弟子。 类似于中国宗族中的大家长,可以用类似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去处理社会关系,去裁决社会问题,是一种小范围的集权专制。

在家元制度下,权威不容置疑,传统不能改变,极度不利于文化和艺术的创新。江户时代茶风也因而保守、迂腐、暮气沉沉。但这种制度对于传统艺能的保存也起到重要作用。

千宗旦去世后,千家茶道分化为里千家、表千家和武者小路千家三大流派,统称“三千家”,即采取了家元制度。

图为:里千家今日庵的兜门(兜门是武士盔甲的象征)



卖茶翁
本名柴山元昭,是日本江户时代煎茶道的中兴之祖。

在茶刚传入日本的时代,以荣西、明慧为代表的留学僧人多模仿唐人煎茶。 而日本“茶圣” 千利休所创的茶道,则要把茶磨成粉末,再去煎煮冲泡,即所谓“抹茶”。随着千利休一脉在日本成为茶道正统,煎茶道一时偃息。(在日本“茶道”一词即指“抹茶道”)

到了江户后期,“三千家”所传承的千家茶道固步自封。为了打破这种迂腐保守的风气——同时也由于发现了新的茶叶种植和制作方法——卖茶翁以61岁的高龄告别寺庙生活,踏入红尘,开办了一间叫“通仙亭”的小茶店,打出茶是“陆羽正宗”,禅是“达摩正宗”的旗号,推广煎茶。

煎茶道所代表的新兴文化,被视为是封闭文化环境中的一股清流,得到当时知识阶层的追捧。

图为:卖茶翁

千宗室

日本茶道重要流派“里千家”第十五代家元。


二战期间作为若宗匠,也就是家元继承人的他,成为了激进的战争推广分子,主动报名参加海军航空特攻队。战争结束后,继承里千家家元“千宗室”的名号,在全世界积极推广茶道。现任日本联合国友好大使、社团法人茶道里千家淡交会理事长、日本联合国协会会长、夏威夷大学历史系教授、莫斯科大学名誉教授等国内外100多个公职和要职。


栗老师认为,千宗室的一生,是日本在拥抱世界的时代,尝试、探索和犯下罪行的一个缩影。


图为:千宗室



“真行草、序破急”

源于中国唐代,“真行草”来自书法、“序破急”出自戏曲舞台,是日本文艺中常见的构成定式,类似于“起承转合”在文章中的结构定式。


“真行草、序破急”广泛存在于日本的各个艺术文化类别中。例如远州茶道讲 “真”为一种格式,“行”则为一种行为,而“草”是一种自由的心理状态。


图为:EVA序、破



内田繁

以内田繁为代表的战后日本设计师,为茶道注入了更多视觉和审美的元素。如内田繁在九州门司港酒店建造的茶室,就把传统茶室放置在舞台之上,其展示效果远大于实用性。反映了如今的茶道某种程度上实用要服从于视觉的取向。


此外,内田繁在《日本设计六十年》一书中用大量篇幅讨论了日本的文化偷窃问题。书中说,日本自古就和外来文化共生。到明治时期,应用主义的风气占据社会主流,人们普遍对于抄袭没有羞耻感,甚至很长一段时间日本设计都以模仿是否逼真为目标。


直到50年代中后期,日本因国际贸易问题受到全球围逼,拿出来发难的点正是知识产权。在全球的指控下,日本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建立“优秀设计选拔制度”等,来鼓励原创的优秀设计。很多我们熟知的经典设计如东芝的家电、索尼的收音机都是在以上背景下完成的。


图为:门司港酒店茶室、日本设计的抄袭和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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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目盏是一种在建窑烧制的黑釉茶器。最早在南宋时期,经由在浙江天目山佛寺中留学的日本僧人带回,因而在日本得名“天目”。

烧制天目盏的过程中,由于窑内温度、微量元素的不同,以及一些不可预测的特殊原因,可能产生意料之外的变化。其中最为罕见的变化,是一种五色斑斓、犹如掌中宇宙的“曜变”效果。曜变的出现概率极低,号称亿万中出一,目前全世界仅有三件半宋代曜变天目存世。其中半只在杭州出土;另外三件传世品,都在日本收藏,且都被列为日本国宝。

不同于我们常说的“中国国宝”只是民间泛称。日本国宝是由文科省核定的有形文化财产。在美术工艺品栏目下,总共只收录了800多件,含金量极高。 一口气收录三件几乎一样的茶碗,足见日本对中国古物的推崇。

除了茶器,日本对于流传自中国的茶文化同样是也珍而重之、推崇备至。经过1300多年的流传绵延,不但在本土发展出别具一格的茶道系统,更让这套系统在国际上成为更甚于中国的文化名片。

有趣的是,不同于韩国主张和中国有关的文化遗产时,舆论所表现出得嘲讽和愤怒;大家似乎面对日本对中国文化财富的“占据”,总体上却持一种默认态度,甚至隐隐有一些自责—— “老祖宗的东西,自己不好好珍惜,反而被日本人搞得有声有色”。这是为什么?

我想,原因之一是日本确实更擅长这件事情——更善于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消化和再创造;也更善于二次输出,向世界介绍自己。我们今天常讲“文化输出”,就是希望中国能打造一个和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文化形象——在这个动机上,日本是非常值得学习的。

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栗强老师给我们带来茶文化系列的第二次节目,为大家讲述茶在日本不同历史时期的流传变革,这是一次对茶的探讨,也是对日本的探讨,希望能对上面的问题上给大家一些启发。
内容包括
07:38 奈良:文明的苏醒和茶的传说
13:23 平安:“和魂汉才”与贵族的茶
22:10 镰仓:武士品味造就暴发户茶风
27:57 室町:从人神传统到审美供奉
35:15 安土桃山:茶圣“只向美低头”
40:36 江户:锁国时代的三大茶人
59:34 明治:拥抱世界的时代,茶承载了更多
67:50 战后:茶的生命力从何而来?


大宝法典
也称《大宝律令》, 是日本于公元701年颁布的基本法典。《大宝律令》以中国唐朝的《永徽律》为蓝本,是日本第一部成文法典,奠定了日本做为中央集权国家的法治基础。

飞鸟时期的《大宝律令》所规定的“班田收授法”本为一种土地国有制度。但班田下的农民除了要上缴租税,还需要服劳役和贡献土特产。沉重的负担导致民间逃亡成风。面对此种情况,同时也为鼓励垦荒,奈良时期的圣武天皇继而颁发了《垦田永年私财法》,承认一定范围内所开垦土地的私有权。 日本因此逐渐进入了土地私有化的时代,也为未来的武士崛起和地方割据埋下了伏笔。

图为:圣武天皇



法隆寺
法隆寺又称斑鸠寺,位于日本奈良县生驹郡斑鸠町,据传是由圣德太子所建的木结构寺院。寺内保存有大量自飞鸟时代以来所累积的文物珍宝。

其中,供奉于金堂的“释迦三尊像”有着修长的面容和下垂的衣纹,与中国北朝的造像风格略为相似, 不但是日本美术史上的经典,也是中日早期文化交流的见证。

而“百济观音”被誉为日本佛造像巅峰之作。有人认为它在印度制造,经由朝鲜半岛转运至日本;有人猜测,它是在白江口战役之后,由流亡的百济王族带去日本;也有人通过木材判断,它是日本的本土制造。

但无论产自印度、朝鲜、还是日本本土,百济观音都被普遍地认为是一件“唐风”作品。可见唐文明绝不只限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原文明,且文化意义上的“唐”,覆盖面要远大于地理意义上的“唐”。

图为:释迦三尊像、百济观音



寝殿造
日本平安时代开创的一种建筑样式。作为中心建筑的寝殿(正殿)面向南面的庭院而建,庭中有水池;寝殿东西两侧为对称的附属建筑(对屋),和寝殿之间分别以渡殿连接;从东西对屋再向南伸出渡殿,南端设有钓殿。

寝殿造是日本文明经历了长时间对中国的模仿学习后,所做出的有别于中国的本土化尝试。经典的寝殿造建筑包括刻在10日元表面上的宇治平等院凤凰堂。

图为:平等院凤凰堂、日元十元硬币


大和绘
平安时代日本废止遣唐使后,一度致力于摆脱唐文化的影响,发展有别于唐的国风文化。大和绘正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大和绘多以日本本土的故事、人物、风景和事物为主题,在方式和技法上也在模仿中国之余,又有意地与中国唐绘相区别。

图为:源氏物语绘卷、山水屏风



万叶集
现存最早的日语诗歌总集,收录由四世纪至八世纪4500多首诗歌,共计二十卷,按内容可分为杂歌、相闻、挽歌等。

《万叶集》对日本文化影响深远。编撰《万叶集》时,日本还没有假名文字,因此本书大量假借汉字的音读和训读来表记古日本音节,即使用汉字作为日语音标。这种表音汉字和表意汉字混用的假名被称为“万叶假名”。后世的日本对表音汉字做了简化,以区别表意汉字,从而形成了今天的“平假名”和“片假名”。

此外,日本如今的年号“令和”,就出自《万叶集》《梅花歌卅二首并序》中的“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薰珮后之香。” 这篇序文在很大程度上仿写了王羲之的《兰亭集序》。

图为: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公布“令和”年号



最澄
日本平安时代的高僧,日本天台宗的开创者。

早年在鉴真生前弘法的东大寺受具足戒,学习天台宗经籍。后作为早期的留学僧入唐求法,与空海大师一同前往浙江学习天台宗教义。回国后开创了日本最早的密宗道场能福护国密寺。

最澄从中国带回了茶叶、茶籽,并把茶籽种到了京都比睿山麓的日吉神社,从而开始了日本茶叶种植的历史。

图为:最澄画像



村田珠光
室町时期的村田珠光被奉为日本茶道“开山之祖”。他曾前往大德寺,向日本禅宗的重要人物一休宗纯拜师参禅,此后开始用禅来改造自己的茶事活动,赋予了茶更深邃的思想内涵和审美趣味。

珠光还作为足利幕府的茶道顾问,对当时贵族间流行的绚烂奢华的“书院式茶室” 进行改造,融入“残缺美”、“枯淡美”、“简素清洁之美”等风气,并在银阁寺建造了日本最古老的茶室“同仁斋”和与之相配的“禅味”庭院。

珠光的美学和茶风,对后世日本茶道宗师如武野绍鸥和千利休等影响甚大。

图为:银阁寺


小堀远州
小堀远州是安土桃山时代到江户前期的大名、茶人和造园家。

其父小堀正次是丰臣秀吉之弟丰臣秀长的家老,辅佐秀长军政要务,使得远州自幼接触日本军政要人和文化名流。约十四五岁时,远州拜茶道大师古田织部为师学习茶道,而古田织部是“茶圣”千利休的正统继承。因此,在千利休和古田织部相继去世后,小堀远州成为了当时最有话语权的茶人领袖。

远州茶道的一大特色是赋予了茶一些类似于“忠于父君、不忽视家人、维持友情”的儒学教导。在美学上,远州茶道更贴合当时的上层武士的精神需求,比之以千宗旦为代表的千家茶道要更为华丽,他所主持营造的孤蓬庵茶室规模也远大于传统茶室。

此外,远州对日本庭园艺术有着重要贡献,其所主持营造的桂离宫、京都御所、仙洞御所都是日本重要的建筑。

图为:小堀远州、桂离宫

松尾芭蕉
“松尾芭蕉”是江户时代一位俳谐师的署名,有日本“俳圣”之誉。

古代日本在模仿中国乐府诗的基础上,发展出有别于“汉诗”的“和歌”系统。其中一种和歌叫作“连歌”——类似于中国的山歌民谣,可在节庆场合供多人接龙连唱。

连歌的第一句叫发句,由“五、七、五”十七个音节构成。后来发句被独立出来,成为一种新的体裁即“俳谐连歌”(或“俳谐”)。早期的俳谐以幽默的风气为主,是一种市井喜剧文学。 而松尾芭蕉给俳谐灌注了禅的意境,去表达纤细的感受和恬淡的生活态度。

直到明治时代,诗人正冈子规将这种显然有别于传统俳谐连歌的诗体称为俳句。如今俳句已经成为日本文学的代表。

松尾芭蕉的俳句:
(1)
山路上,

多么幽雅的

紫花地丁啊!
(2)
伊势的秋季,
寒风呜咽似悲啼,
如一片墓地。
图为:松尾芭蕉



浮世绘
日本的一种绘画艺术形式,因巧妙地与木板活板印刷结合而在江户时代广为流行,起源于17世纪,并以18、19世纪的江户为中心迎来创作与商业上的全盛时期。内容主要描绘人们日常生活、风景、和戏剧。

浮世绘是一种彩色印刷的版画,由原画师、雕版师、刷版师三者分工协力完成。原画师将原图完成后,由雕版师在木板上雕刻出图形,再由刷版师在版上上色,将图案转印到纸上。同时,也存在少量手绘的浮世绘作品。

19世纪中期开始,欧洲由日本进口茶叶,因日本茶叶的包装纸印有浮世绘版画图案,其风格也开始影响了当时的印象派画家。

图为:东洲斋写乐的浮世绘作品、梵高所绘的《唐基老爹》背景中有也许多浮世绘画作



家元制
家元制度是日本江户时期广泛存在于茶道、围棋、插花、歌舞等各个传统艺道流派中的一种组织结构。

家元制由等级分明的师徒关系为主轴,以传承和教授正统技艺为主业,从而形成一种金字塔型的社会关系。处在金字塔最高点的“家元” 名号代代继承,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一定程度的神性,统率万千弟子。 类似于中国宗族中的大家长,可以用类似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去处理社会关系,去裁决社会问题,是一种小范围的集权专制。

在家元制度下,权威不容置疑,传统不能改变,极度不利于文化和艺术的创新。江户时代茶风也因而保守、迂腐、暮气沉沉。但这种制度对于传统艺能的保存也起到重要作用。

千宗旦去世后,千家茶道分化为里千家、表千家和武者小路千家三大流派,统称“三千家”,即采取了家元制度。

图为:里千家今日庵的兜门(兜门是武士盔甲的象征)



卖茶翁
本名柴山元昭,是日本江户时代煎茶道的中兴之祖。

在茶刚传入日本的时代,以荣西、明慧为代表的留学僧人多模仿唐人煎茶。 而日本“茶圣” 千利休所创的茶道,则要把茶磨成粉末,再去煎煮冲泡,即所谓“抹茶”。随着千利休一脉在日本成为茶道正统,煎茶道一时偃息。(在日本“茶道”一词即指“抹茶道”)

到了江户后期,“三千家”所传承的千家茶道固步自封。为了打破这种迂腐保守的风气——同时也由于发现了新的茶叶种植和制作方法——卖茶翁以61岁的高龄告别寺庙生活,踏入红尘,开办了一间叫“通仙亭”的小茶店,打出茶是“陆羽正宗”,禅是“达摩正宗”的旗号,推广煎茶。

煎茶道所代表的新兴文化,被视为是封闭文化环境中的一股清流,得到当时知识阶层的追捧。

图为:卖茶翁

千宗室

日本茶道重要流派“里千家”第十五代家元。


二战期间作为若宗匠,也就是家元继承人的他,成为了激进的战争推广分子,主动报名参加海军航空特攻队。战争结束后,继承里千家家元“千宗室”的名号,在全世界积极推广茶道。现任日本联合国友好大使、社团法人茶道里千家淡交会理事长、日本联合国协会会长、夏威夷大学历史系教授、莫斯科大学名誉教授等国内外100多个公职和要职。


栗老师认为,千宗室的一生,是日本在拥抱世界的时代,尝试、探索和犯下罪行的一个缩影。


图为:千宗室



“真行草、序破急”

源于中国唐代,“真行草”来自书法、“序破急”出自戏曲舞台,是日本文艺中常见的构成定式,类似于“起承转合”在文章中的结构定式。


“真行草、序破急”广泛存在于日本的各个艺术文化类别中。例如远州茶道讲 “真”为一种格式,“行”则为一种行为,而“草”是一种自由的心理状态。


图为:EVA序、破



内田繁

以内田繁为代表的战后日本设计师,为茶道注入了更多视觉和审美的元素。如内田繁在九州门司港酒店建造的茶室,就把传统茶室放置在舞台之上,其展示效果远大于实用性。反映了如今的茶道某种程度上实用要服从于视觉的取向。


此外,内田繁在《日本设计六十年》一书中用大量篇幅讨论了日本的文化偷窃问题。书中说,日本自古就和外来文化共生。到明治时期,应用主义的风气占据社会主流,人们普遍对于抄袭没有羞耻感,甚至很长一段时间日本设计都以模仿是否逼真为目标。


直到50年代中后期,日本因国际贸易问题受到全球围逼,拿出来发难的点正是知识产权。在全球的指控下,日本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建立“优秀设计选拔制度”等,来鼓励原创的优秀设计。很多我们熟知的经典设计如东芝的家电、索尼的收音机都是在以上背景下完成的。


图为:门司港酒店茶室、日本设计的抄袭和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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