匕首劃過的切口

開放歷史5 - 陳芳明的革命與詩

很少有一個時刻，像匕首劃過那般，血流如注，鮮明地把生命切成兩半。前半生是那樣怯懦，猥瑣而無助；後半生是那樣憤怒，果敢且無懼。利口的刀痕，一夜之間，把沈眠已久的靈魂喚醒。那是相當殘酷的儀式，在祭壇上，人命像牲口那樣作為代價，來換取權力的鞏固。隔著海洋，眼睜睜看見一個冷血的時代，正在毫不設防的土地上蔓延。可以感覺自己的每一個細胞都在膨脹，卻找不到宣洩的出口。處在那樣的關口，隱隱感受著一股力量把我推向深淵，已經分不清楚是自願縱身投入，或是被迫墜入那沒有底層的黑洞。

回到1979年，是我生命裡非常陰暗的階段，只能在海外支持著台灣的民主運動。我一直是個理想主義的人，從大學時代到海外，也不斷朝著嚮往自由主義的方向在追求。1979年發生美麗島事件時，其實在海外並不知道會有那樣的後果。《美麗島雜誌》在台灣全島各地都設有辦事處、辦公室，我在海外也在推銷《美麗島雜誌》，並懷抱著期待，希望歷史能如此順利的發展下去。所以，當美麗島事件發生時，我們認為這是一場人權遊行。

12月10日是國際人權日，做為一位人權工作者，非常知道這個日子的意義。當我知道《美麗島雜誌》要在高雄舉行遊行時，也充滿期待。因為當時還處在戒嚴時期，群眾遊行是不被容許的，可是他們的遊行申請通過了。據我所知，當時每位領導人都參與遊行，除了許信良，他因為被解除桃園縣長的職位而決定出國散心。此外，當時的黨外人士康寧祥也邀請林義雄南下，可是林義雄只站在場邊觀看。

那天的遊行相當平順，沒有任何衝突的跡象，一直到晚上八、九點時，鎮暴警察開始包圍，令手持火把的遊行群眾感到不滿。他們拿著「捍衛人權」、「尊重人權」這樣的標語，一場和平的遊行就因為鎮暴警察的包圍，阻止隊伍前進，使得遊行群眾情緒感到不安，過了十點以後現場開始混亂。艾琳達也參與了遊行，她到美麗島的辦公室打遠洋電話給我，因為當時我也從事人權工作，所以在台灣的人權工作者知道我的電話，而我都會事先聲明與台灣的越洋電話都會錄音，他們也都同意。那天艾琳達打電話給我，她說：「現在整個事件已經惡化，因為群眾都被鎮暴警察包圍，不能前進，也無法後退…。」因為整個行動太激烈，所以她說了一句話：「今天晚上可能是台灣歷史上非常重大的事件。」我當時覺得艾琳達可能太誇張了。

果然，後來爆發了群眾與警察的衝突。兩天後我們收到的《中央日報》就有警察和民眾對峙的場面，《中央日報》的報導稱這是一群“叛亂”團體，企圖顛覆國家並令社會失序，所以警察只好展開鎮壓。當時國民黨正在陽明山召開中央委員會，據說會中有黨員建議，美麗島事件是屬於“叛亂行為”應該進行逮捕，所以一方面通過鎮暴，一方面通過要事後逮捕。因為當時國民黨領導都在，所以蔣經國在中央委員的支持下也很快展開逮捕行動。

我除了跟艾琳達通電話，也打電話給姚嘉文。姚嘉文跟我說：「現在外面的情況不好，可能隨時都會被逮捕。」他是在家裡跟我通電話，通話內容我都有錄音。果然，過了幾個小時，姚嘉文就在家中被逮捕。美麗島的領導核心都被逮捕，連各地辦事處的員工也被逮捕，我最訝異的是楊青矗與王拓這兩位作家，他們只是參加這場遊行也被逮捕。前後大概有兩個星期的逮捕行動，最後一位被逮捕的是施明德。事後我們得知是基督教長老教會的牧師協助施明德逃亡，也在台中張溫鷹牙醫的幫助下，做了容貌整形。不過，一個月後施明德還是遭到逮捕。

1979年就在這樣大逮捕的行動中結束，台灣開始進入1980年代。1980年最驚心動魄的就是「美麗島事件大審」，在海外的我們都非常關心。尤其是黃信介當時擔任立法委員，他是在立法院被逮捕，被捕前立法院長倪文亞還詢問在場立委對警備總部逮捕黃信介有無意見，結果全場資深委員鼓掌通過。這大概也是我們第一次看到所謂民主國家警察可以進入立法院逮捕立法委員。最後警總公布美麗島事件共逮捕152人，其中50人交保釋放，40人交保候傳，在押61人，在押的包括除了許信良之外的8位重要領導人，以及美麗島雜誌的員工。

美麗島事件令台灣及海外關心政治的人，都陷入非常低迷的狀態，因為當時我們都認為《美麗島雜誌》是七０年代終結前，台灣民主的希望。只要希望還在，就能期待台灣民主在進入八０年代後有更平順的發展，可是當這些第一代的美麗島運動者被逮捕後，也使得台灣民主運動受到很大挫折。對民主一直抱持高度期待的海外留學生也陷入低迷，感到非常絕望，不知如何是好。

我比較訝異的是林義雄也遭到逮捕，他其實並沒有參加遊行，反而邀請他南下的康寧祥沒有被捕，這種選擇性的逮捕當然有它的重點在。今天再回顧這一段，心情還是非常沈悶與壓抑。好像每次回想時，就像一片烏雲劃過胸口。這是我最絕望的1979年，也是決定我後來命運的一個重要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