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著果敢的航行

開放歷史5 - 陳芳明的革命與詩

因為1978年國會改選的停止，造成黨外運動必須集結起來抗議，1979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的遊行，對我而言，那是相當和平的遊行，可是對國民黨來說，這群人卻成了“叛亂”份子。尤其當鎮暴警察圍住他們時，一場巨大的動亂就要發生。因為這些和平的遊行者，最多只是手舉火把，呼喊著要求政治人權、環保人權以及性別人權…等等的口號，與我之前經歷過的美國反戰遊行，呼喊的「美帝國主義滾出越南」口號，台灣遊行的口號實在太溫和了。

我記得展開美麗島大逮捕的第三天，我打電話給姚嘉文，問他：「我們在海外能做什麼？」他說：「現在外面的氣氛不好，我們隨時可能被逮捕，如果我們被逮捕，你們就收集被逮捕的名單，然後把整個事件寫出來，告訴國際人權組織。」因為我是國際特赦協會的成員，我就答應幫他做這件事情。當時我用錄音機錄下了與姚嘉文的通話內容，後來我將錄音帶交給80年代到美國的周清玉，她聽到這段錄音也流下眼淚。我與姚嘉文通完話後五個小時，他就被逮捕了，接下來美麗島的人，包括：呂琇蓮、陳菊…等，也一個個被逮捕。聽說陳菊是在睡夢中被逮捕，身上還穿著睡衣。不只如此，居然連沒有參加遊行的林義雄也被逮捕。這是一個劃時代的改變。

在海外的人權工作者以及美國國務院都要求國民黨，既然要用軍法審判這群民主人權運動者，就要公開美麗島大審的整個過程，並且要將紀錄刊登在報紙上。所以在1980年4月要展開美麗島大審時，國際記者與人權工作者都到了台北。但在大審前的2月28日，我記得當天我從歷史系的辦公室走出來，突然一位同學跑來告訴我「林家發生血案」。1947年的2月28日的二二八事件是台灣第一次大屠殺事件，選擇在2月28日把林義雄的媽媽、雙胞胎女兒以及大女兒全部殺害，大女兒身中17刀被送去搶救。

當時所有美麗島事件被逮捕者的家，外面都有治安人員監視，居然在這樣的情況下凶手進入林義雄的家，在外監視的警察卻毫不知情，而且是在地下室進行。當時林義雄的秘書田秋瑾每天都會去看林義雄的母親與孩子，那天她去時，一直叫人卻無人回應，到了地下室才知道林義雄的母親與雙胞胎女兒都被殺死，只剩下大女兒對她說：「田阿姨，我身體好痛。」只有這個大女兒被搶救了。當我從歷史系出來聽到同學告訴我林家發生血案時，我突然全身發抖，二月的時候西雅圖還在下雪，因為風大，雪不斷從外面吹進來，我幾乎站不住，只能蹲在走廊的牆腳，我不知道如何形容自己的心情，也無法承受這樣的消息，只能蹲在那裡哭泣。我不知人間為何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也就在那時我才慢慢覺悟，身為知識分子只能用無力且衰弱的文字來表達你的思考，可是當你面對如此龐大且邪惡的政權時，文字有用嗎？我的內心開始天人交戰，不知該如何。我覺得寫博士論文沒有意義，非常沒有意義。我也覺得即使我再如何請求國際特赦協會，幫助台灣改善人權狀況也是無用，因為人被殺了就是被殺了。後來聽說林義雄在監獄中拒絕受審，因為他覺得自己無罪，為何要定罪給他。所以那年的228對我來講，更是一個重大跨越。

等到四月時，美麗島大審才展開，他們在法庭上的所有答辯都刊登在報紙上。我們每天都在等航空版的《中央日報》寄來，當時每位留學生都會收到國民黨寄來的航空版《中央日報》，上面果真有審判過程的所有答辯。我才知道他們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是非常和平，都是追求民主，希望把台灣改造成理想國土。我從來沒有看過這麼漂亮的文字，他們內心真正的信仰就是民主。不只我一人，我們同樣出生在228事件發生時的1947年的這個世代的人，都是在讀這些審判答辯的文字後，一個個覺醒。所以，美麗島事件確確實實教育了新的一代，在台灣就叫做「新生代」。「新生代」像是新潮流的邱義仁、林濁水等人，都是跟我同一個年紀，他們就是受到美麗島的衝擊，又站起來投入黨外運動。

我開始在1980年代為黨外雜誌寫稿，就是因為我這些朋友在辦雜誌，所以我開始寫政論文字。一個歷史系的學生，一個對現代詩如此著迷的讀書人，會變成一個政論家，這也是一個非常的時代。恰恰因為如此，我知道我接下來的生活會不一樣，再也回不到我剛到西雅圖時，追求博士學位那樣的心情。

在最苦悶的時候，許信良突然來到華大校園。許信良是在美麗島事件發生前，因為到高雄橋頭慶祝余登發的生日，並展開遊行聲援被國民黨指控通匪的余登發。為什麼余登發被控“通匪”，因為他看《朝日新聞》裡報導了中共發射火箭成功，把這個消息告訴朋友，這樣就是「為匪宣傳」，然後就被判刑。所以黨外人士到橋頭示威遊行來聲援他。當時是桃園縣長的許信良也去參加，國民黨以擅離職守為由，將他停職，剝奪了縣長職位。因此，美麗島雜誌辦了一半時，許信良就到國外散心，他不知道會發生美麗島事件，而等到事件爆發後，許信良知道他也不能回去了。

所以美麗島大審後的五月，他到了華盛頓大學，表示希望在海外恢復《美麗島雜誌》，也希望有寫手、編輯幫他。很多人推薦我，於是他就跟我單獨談，他說準備在洛杉磯辦《美麗島週報》，需要一位主編，請求我幫忙，因為我們一定要為台灣發聲。我請他給我時間考慮。不只如此，1979年我去辦護照的簽證時，我們的辦事處居然不願意幫我蓋章，我問為什麼，辦事處人員回答：「你自己知道。」不給我任何理由，我才知道我原來已經成為黑名單，即使取得博士學位也無法返鄉。

也就在台美斷交、美麗島事件、林家血案發生等複雜心情交織下，我好像走到絕境，所以才告訴許信良給我四個月的思考時間。那是一個天人交戰的時刻，我跟妻子討論時，她當然反對，因為我們的孩子才出生沒多久。但是她看我情緒如此低沈，也覺得無法幫助我，所以後來有一天她就同意我去洛杉磯參加《美麗島週報》的編輯。這大概就是我在跨越1980年時，生命一次很重要的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