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北的窗口(上)

開放歷史5 - 陳芳明的革命與詩

那一年確實是我整個生命轉向非常重要的一年，尤其在讀《夏潮》這份雜誌時，使我覺得與陳映真的文學世界非常接近，至少在1977年左右我讀他的雜誌，內心非常欽佩他、尊崇他，我想起在出國前我收到從香港寄來的一本《陳映真選集》，由劉紹銘教授編輯，那本小說對我非常重要，因為他當時還在監獄，我是透過他的文學作品認識他，讀他的小說，會覺得怎麼有人可以把小說寫得像詩一般。在台大歷史所讀這本《陳映真選集》，幾乎是在我內心裡供奉了一座神像，這座神像就是陳映真，我就帶著這樣的印象出國了。

我出國後他才出獄，所以我根本沒有機會和他見面，也因此他出獄後辦了《夏潮》雜誌，我很早就是他雜誌的訂戶。不久，我在成大教書的朋友林瑞明又寄了兩本陳映真的小說《將軍族》與《第一件差事》給我，這兩本小說是他入獄前，在《文學季刊》所發表的系列作品。陳映真小說的特色在於文字非常憂鬱、感情非常內斂，所以某種氛圍與吸引力，緊緊抓住讀者的心，我是這樣被抓住的。

當我看這本小說時，其中有一篇他用許南村的筆名寫解剖自己的文章〈試論陳映真〉，也就是他自己分析他自己。因為當時我已經接觸過左派的思想，所以看過這篇文章後我才知道，入獄之前的陳映真是純粹的小說家，然而出獄後他辦《夏潮》雜誌時，已經變成一位左派的運動者。因為在右派的政權下進行左派運動是相當挑戰的，所以我更欽佩他。尤其1977年他寫了〈試論陳映真〉才讓台灣文壇開始大量討論文學是什麼？文學是否要聽黨的指揮？文學是否該有文藝政策？當時就開始討論這樣的問題，可是討論這些問題等於是在挑戰國民黨的威權。

遠在海外，我們無法涉入這樣的論戰，所以只能隔岸觀火，看著鄉土文學論戰進行。在那段時期，余光中已經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書，結果他寫了一篇文章〈狼來了〉，文章中指出陳映真的文字引用太多毛澤東語錄，特別是毛澤東文藝政策的文章〈延安文藝座談講話〉，也就是陳映真作品的思路是在呼應毛澤東的文藝座談講話。我知道，可是我認為能夠把這樣的話講出來也好，至少讓我這個世代的人知道文學也有左派文學的存在。可是余光中老師寫的〈狼來了〉，說這些人已經讓馬克思進來了，讓毛澤東進來了，他們偷渡進來了。等於是在揭發他們的政治立場，這對我來說也很震撼，因為余老師是位自由主義者，我從年少時期接觸現代文學就是由他帶領，可是當他寫出〈狼來了〉我一時無法接受，就寫了一封信給他，我說：「你的詩裡常談到江南，江南之於你，猶嘉南之於我。」因為我是屬於嘉南平原的。我後來寫了一篇散文〈深夜的嘉南平原〉在某種程度上是為了答覆余光中的江南。那是很惆悵的記憶，我寫了那封信後，從此余老師就再也沒有與我通信，兩人形同陌路。這大概是我生命中一個很重大的決裂，令我非常感傷，因為畢竟我能接近文學、接近詩、接近文學批評，都是他指導我的。

就在鄉土文學論戰時，我就很明白台灣正在變化，再加上「中壢事件」爆發，因為許信良參與桃園縣長選舉，那天晚上票開不出來，為什麼開不出來，可能就是正在「做票」，結果憤怒的中壢民眾燒了派出所，也因為派出所被燒，國民黨才公布許信良當選。那是一個很重大的歷史迴轉，當初不知道，現在回頭看才知我們跨過一個很重要的分水嶺。過去黨外人士是不可能當選縣長或省議員，那一年的黨外人士不僅當選了兩位縣長，還當選了12位省議員，對戒嚴時代的台灣而言是重大突破。

鄉土文學論戰到黨外民主運動，這兩個重大的衝擊，令我覺得我在海外不應該只是讀個博士而已，我是否也應該為未來回到台灣做準備，所以我開始大量讀《馬克思主義》、大量讀《毛澤東選集》，把瞿秋白所有的文集都讀過，因為我希望帶一本我要寫的書回到台灣，因為我不知道有一天會變成黑名單無法回台。

1978年我通過了博士論文的資格考，具備寫博士論文的資格，我寫的論文主題很多人很訝異，因為我寫的是宋代的漢奸秦檜。我寫秦檜如何從一位愛國者變成賣國者，我其實是有意要重新解釋歷史。因為秦檜與岳飛是同一個時代的人，岳飛被尊稱為民族英雄，秦檜就被貶抑了，中國歷史的忠、奸之辯一直很重要，我們身為現代讀書人，在從事歷史研究的過程中，難道還要繼續繼承過去的思考方式，所以我希望能夠翻案，我不覺得岳飛有那麼偉大、秦檜有那麼可怕，所以我是把兩人放在同一個天平，來衡量他們的歷史地位，重新改寫。這是我對自我的挑戰，與我在台大所寫的宋代歷史已經完全不同。

在文學上如此、在歷史也是如此，就在1977-1978這段時間，我強烈感受到隱隱有一股騷動的靈魂正要誕生。1978年台灣的黨外運動也開始參加選舉，當時黨外人士紛紛投入國大代表、立法委員選舉。中壢事件是屬於地方選舉，而1978年進行的是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因為夾帶1977年的勝利，1978年黨外運動也非常蓬勃，所以我們也都寄予很大希望。那一年原定12月20日投票，沒想到12月10日美國總統卡特在電視上宣布要與中國建交與我斷交，本來以為選舉還會繼續，但沒想到國民黨無法接受這樣的事實，因為他們知道斷交後，選舉的結果，他們的候選人一定是一敗塗地。所以當蔣經國出來表示要停止選舉的時候，也令我們震撼，怎麼能夠讓外交勢力影響國內內政的選舉，這也使得我們那個時代的人覺醒，那次的選舉確實就是國民黨的一個藉口。

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後，鄧小平到美國華府與卡特見面，一個是資本主義國家、一個是共產國家，這兩個國家建交也牽動了整個國際政治生態。我記得鄧小平到西雅圖時，我們一群台灣同鄉也到場示威抗議，在一定的程度上，我們也被國民黨教育成功，都很反共，所以我自然而然的接受同鄉的邀請，到西雅圖市中心進行示威，尤其鄧小平車隊經過時，我們叫的聲音很大，這大概是我第一次嚐到示威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