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制度的故乡英国 高科技暴政的预言家乔治·奥威尔之一：殖民者的童年

欧洲思想文化长廊

「提要」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年6月25日—1950年1月21日）当代英语作家中最为人知的名字。70多年前，世界沉浸在二战胜利，纳粹暴政灭亡的欢乐中，他罕见地敲响警钟，警告世人，暴政依然存在，它正在变换面貌和手法，悄悄渗入人心。人们在欢呼自由，也同时欢呼着暴政的来临。他极富预见地描述了暴政会利用科技的进展，无死角，全方位地监视人的日常生活。它改变日常语言，创造新语言，让热爱暴政的基因深值人的心灵，渗透人的精神世界。在当前民主衰退，暴政黑潮在全球卷土重来的时刻，重温奥威尔的警示，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问：现在谈论奥威尔，显然不再是谈历史和文学，而是谈人类当下的处境，这让人吃惊又无奈。

答：是的，这个题目有些沉重，但意义重大。奥威尔这个人思想的成熟与他的生活经历紧密相关，因为他进入文学创作的过程，恰恰是他记述自己经历的过程。他的每一部作品都会有他自己的身影映现其中，他那些极富想象力的人物造型都和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演的人物相关。所以我们必须沿着他的人生轨迹讲述。乔治·奥威尔是英国人，却出生在印度北部比哈尔邦的墨蒂哈里。因为作为占领印度的英国殖民者，他的一家就生活在印度。他是英国殖民者的孩子，所以在他的传记中，作者杰佛里·迈耶斯开卷第一句话就是：“乔治·奥威尔生下来就担负上了殖民之罪。”奥威尔的成长始终伴随着这种罪恶感。这当然因为他是一个极具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而不是丧尽天良的殖民地官员。乔治·奥威尔是他发表文学作品时使用的笔名，他的原名是埃里克·亚瑟·布莱尔，1903年6月25日出生在墨蒂哈里。他父亲是一位中级殖民地官员，负责雅片的生产和收购运输，这个邪恶的生产项目给英帝国带来滚滚财源，也给世界，特别是中国，带来难以想象的苦难。这些苦难深深刻在小布莱尔心上，成为他日后奋不顾身帮助受苦受难的人的动力。小布萊尔在一岁半时就感染了肺结核，这个病折磨了他一生，使他年仅47岁就去世了.

问：这太可惜了，他没能看到他的预言成为现实。

答：是的。我也常想，若他能再活二三十年，对冷战和冷战后的世界不知会有多少真知灼见。1904年，小布莱尔随妈妈一起回到英国。七岁那年，他上了圣塞普里安学校。他对这个学校没什么好印象，后来他写了一篇文章《如此欢乐童年》，大吐苦水，包括他尿床被狠狠鞭打和学校中势利的风气。终于熬到毕业，他进了伊顿公学。这是一所贵族学校，培养出不少文化名人。照说从这个学校毕业人们会自然选择上牛津或剑桥继续深造，小布莱尔却做了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要去缅甸当警察。缅甸当时已成为英国殖民地，首都仰光最显赫的建筑就是英国总督府。布莱尔不去上大学这件事显示了他特立独行的个性，他说：“那种有钱的混蛋以优雅的姿态从伊顿滑行到剑桥，再从剑桥进入文学评论圈。”显然这种愤世嫉俗的态度背后是他的自负，他在《我为何写作》这篇文章中说：“从很小的时候起，可能是五岁或六岁吧，我就知道长大后我要当一名作家。”这次他选择漂洋过海，到一个陌生新奇的世界，将会给他增添写作的阅历，眼光和素材。果然，旅途中他就亲眼看到船工偷食物果腹，英国警察殴打搬行李的苦力。他在缅甸时，亲眼见过死刑行刑，为一个生命被强迫终止而痛苦不堪。他后来反省：“当一个被统治民族反抗时，你必须镇压。这样做时，你被迫使用的镇压手段让所谓西方文明更为优越这样的断言不攻自破。为了统治野蛮人，你只能自己也变成野蛮人。”就这样，布莱尔在一种矛盾心态下在缅甸当了五年警察。他一方面要维持大英帝国在殖民地的地位，一方面又对殖民者的身份羞愧。

问：奥威尔是否明确认识到了殖民是一种错误？

答：这一点并不明确，他反对的是大英帝国对殖民地人民不人道的行为，但也对那些违反秩序，为非作歹的刁民心生愤恨。他说：“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大英帝国已日暮途穷，更不知道和即将替代它的那些历史短一些的帝国比起来，它还是要好得多。我只知道自己夹在两种感情中间，一是憎恨我为之服务的帝国，一是对那些尽力使我无法工作的心地阴险的小畜牲感到愤怒。”但他已经开始了对体制的怀疑。当了五年警察，他无法摆脱要当作家，要提笔写作的念头。1927年，他辞职回到英国，让家里人大为愤怒。因为缅甸的职位有一份600英镑的收入，在当时属于高收入。从这时开始，布莱尔就自找苦吃。因为他认为要当作家就必须先受穷，脱离这个“体面世界”。特别是一种赎罪感缠住了他。他写到：“我意识到我有极重的罪要赎，我觉得我一定要逃离，不仅是帝国主义，而且要逃离任何一种一人主宰另一个人的行为。在我看来失败似乎是唯一的一种美德。”抱着这个念头，他来到巴黎。当时的巴黎可是全世界文人的聚集地，布列东率领一大群法国顶尖诗人闹起了超现实主义。英美有名的作家海明威、菲茨杰拉德、乔伊斯都围在西尔维亚·碧奇的莎士比亚书店周围。但布莱尔似乎完全没入这个圈子。他住在拉丁区简陋的出租房里，吃了上顿没下顿。最后，身上仅有了一点钱又被人偷了，只好去饭馆刷盘子，一天工作13个小时，还时不时生病，每天咳嗽不断。他甚至产生过让警察把他抓走，关在监狱里，这样就能吃饱饭。在最底层挣扎了两年后，他回到了英国，终于发表了一部中篇小说《巴黎伦敦落魄记》。说是小说，其实全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他不想让家人看到他的落魄，决定选个笔名，自此，乔治·奥威尔就代替了埃里克·布莱尔。这两年的流浪让奥威尔成为一个人道社会主义者。迈耶斯说：“他的社会主义信仰并非建立在政治和经济原则基础上，而是以自由和人道主义信念为基础。”

问：这和英国的社会主义传统很合拍。

答：是的，他回到英国后受一家杂志委托，去调查英国北方工业地区失业和经济状况。调查的结果就是那部报告文学式的作品《通往威根码头之路》。当时，英国的社会主义杂志拿这篇东西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相比，说他们都是通过详实的资料，说明英国工人阶级极其恶劣的生活状况，工作状况。从这部作品看，奥威尔是一个充满同情心和正义感的人，对社会中的不平等，不公正行为极为痛恨。他敏锐指出，贫穷是那些邪恶之人煽动民粹与法西斯主义的最好借口。他说：“除非我们能组建务实能干的社会主义政党，否则书中描述的状况不可能改变，也不可能从法西斯魔掌中将英国解放出来。”但是他似乎出自直觉地对苏俄共产党的那些口号抱有警惕。他说：“我们要少一些阶级意识，剥夺剥夺者，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样的空谈。”要知道，当时苏俄推动世界革命靠的就是这些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