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杨，本土饮食记录者与传播者。 马上就要过年了！你记忆里的年夜饭又要重现了吗？ 父亲的汤、爷爷的洋烧排，对一道道家乡美食的记忆让肖杨开始了“1000小食”计划，记录和传播不同地方的本土饮食。肖杨一直在寻找、记录与还原家庭食谱和背后的个体叙事。对离家的人来说，最能重拾家庭味觉记忆的并非“正宗”地方菜或网红小吃，而是自家独有的烹饪方式和家人之间的故事。 肖杨还发起了食谱体验项目“在地厨房”，和不同人一起做福州芋泥、手擀面、清明粿、木莲豆腐。即使是素不相识的人，也在共同制作食物的过程中产生了家人般的理解和默契。 在她看来，家庭食谱不仅承载过去关于家的记忆，也帮我们在当下塑造真切的连接和更好的生活。通过“1000小食”计划，肖杨希望为离开家的人建立饭桌上的家。 【时间轴】 02:11 食物承载着家庭…

这期播客的形式很特别。没有演讲，只有音乐。 在澜沧江流经的云南，欢聚的最后一定要跳“三跺脚”，即便语言不通，跳动的心意也能把气氛烘托到最高点。当艾海和朋友们在广东组乐队时，“三跺脚”就这样被选中，做了乐队的名字。乐迷形容他们是“比雷鬼还好听的滇鬼”“既在尊重传统又在革新”。 快过年了，听着歌一起跳舞吧。 【时间轴】 00:00 布朗舞曲 05:20 山歌 11:01 美好一天 16:07 撒伊阿卡 20:25 三跺脚 26:21 安可01：花头巾 31:13 安可02：普洱ska 如果你听完对三跺脚乐团有了那么一丝好奇，欢迎来看看他们的演讲：https://mp.weixin.qq.com/s/-7V9IHlVeqDohI9X-H8wzQ…

金毅，伦敦政经学院人文地理与城市研究博士。 近些年，棚户区改造逐渐成为城市化的核心议程，它既是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一个强有力的治理工具。 但是，被拆迁真是一件那么好的事吗？政府如何应对居民的抵触？为什么把征收、选房搞这么复杂？它的意义在哪里？ 金毅试图在研究中回答这些问题。他研究了一个住有近3万居民的社区的拆迁改造过程，所在省最大的棚改项目。 金毅发现，为了应对居民的抵触，当地政府创造性地使用了“自治改造”“二阶段征收改造”等新的治理模式，成立由居民组成的自治改造委员会，设计复杂的分房选房方案，以此解决“钉子户”问题。 【时间轴】 00:23 我的房子怎么就变成棚户区了？ 03:34 「棚户区」是个筐，什么都能装 10:18 被拆迁真是一件那么好的事吗？ 14:18 政府用了…

方励，劳雷工业公司总裁、电影制片人。 8年前，60岁的方励跑上了一席舞台，演讲的题目就是他的一句心里话《感谢你给我机会上场》，这是一席第一个观看过亿次的演讲视频。而这则视频更广为人知的标题是，“99%的人看完都辞职了”。 这几年他作为制片人持续推出了多部电影作品，参加了综艺节目，并且还在运营着他的地球物理仪器公司。8年前他说惜命的方式不是拿来养生，而是拿来折腾。 这一次，他讲的不仅仅是工作，而是六十多年的人生；不仅讲给站在分岔路口焦虑而渴望自由的年轻人，也讲给不知如何去爱的父母们。 在新年伊始，像听一场茶话会一样，唤醒那些激情和梦想。 【时间轴】 01:04 我白天干科技，晚上谈电影 02:54 2019年，我化解了一对父女矛盾 09:32 当我们为人父母的时候，怎么看待孩子们呢？ 13:3…

泉州老李，泉州文史爱好者。 “熙熙攘攘的城南拳头烧酒/听一段南音配茶是真享受/走到十八芝听老李话泉州……” 《来去泉州》这段歌词里的“老李”，就是李以健。他在日常生活里有着多重身份，但最让他引以为豪的还是泉州“古城守护者”这个身份。 他把泉州古城区分为十二个区域，每个月了解一个区域；在每个星期天的早上，带二十个泉州人了解自己的城市；大泉州地区一共 993 个文物保护单位，到今天他和他的学生们已经走了 800 多个了。 这么多年对泉州文化的深入学习和探索让老李觉得，“任何一座城市都有足够深厚的历史，只是看人们愿不愿意去发掘。没什么是做不到的，只是你要不要去做。” 也欢迎你，来去泉州。 【时间轴】 我就这样长久地留在了泉州 05:11 我是怎么喜欢上泉州本土文化的呢？ 08:54 城南，泉州的江…

汪小菲与大S的离婚纷争霸占了「热搜」，引发了众多讨论，包括但不限于：离婚后孩子该归谁养，房产该怎么分，家里的床垫再婚后还能不能睡…… 看起来只是一则「娱乐新闻」，但却带出了一个所有女性面临的结构性困境：离婚制度中的男女不平等。 我们希望借此机会与大家分享一项非常重要的研究，来自法律社会学研究者贺欣，二十年来，他一直在关注、研究离婚诉讼。 贺欣，香港大学法学院教授。 从20年前的一次庭审开始，贺欣偶然听到法官说起——在处理离婚案件时，第一次通通不判离。这个「潜规则」让他无比震撼，于是他开始在中国各地法院参加了很多庭审，来探究离婚的法条在现实中是如何实践的。 过去十年，中国的离婚率攀升了将近一倍，法院每年受理150万件离婚诉讼，“离婚自由”不再仅仅是一句口号。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离婚诉讼案件中…

袁源，上海纽约大学哲学助理教授，战争伦理研究者。 对普通人来说，“不能杀人”是最深的一条道德律令。但在战争中，原本也是普通人的士兵，职责却变成了“杀人”。他们要如何挣脱这条道德禁律？ 实际上，士兵因道德顾虑而不敢开枪的现象在二战中普遍存在。即便战争结束，很多士兵也长期陷在愤怒、愧疚、绝望的心理创伤中，甚至最终选择自杀——因为他们的道德信念被颠覆了。 士兵所受的道德伤害与坐在家中的普通人有关吗？社会把“杀人”的脏活扔给了士兵，普通公民就会躲在岁月静好中，逃避对战争代价的思考。 而对战争伦理的研究让袁源得出了一个“反道德直觉”的结论：“如果我们的国家卷入了战争，不是我们的士兵在杀人，而是我们都在杀人。” 此时，普通公民也不得不面对战争伦理最基本的问题：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吗？我应该支持这一场战争吗…

汪剑钊：她从容地接受苦难，但没有向它们屈服｜一席 汪剑钊，诗人、俄罗斯文学翻译家和研究者。 如果说普希金是俄罗斯诗歌的太阳，那么阿赫玛托娃就是俄罗斯诗歌的月亮。 阿赫玛托娃早期的诗歌聚焦于自己的生活，写得精致巧妙，表达出常人所有而不能言的隐秘内心。但1917年的十月革命在当时的一批诗人身上留下烙印，阿赫玛托娃的写作风格也逐渐发生了转变。 苏联的大清洗时代，她的丈夫惨遭杀害，儿子被捕流放。阿赫玛托娃在列宁格勒的探监队伍中度过了17个月，她把这份苦难写在了组诗《安魂曲》中。 60多年后，汪剑钊来到阿赫玛托娃曾经忍辱负重生活过的地方，纪念馆工作人员为他播放了阿赫玛托娃自己朗读的《安魂曲》。她的声音是那么平静而高贵，仿佛死亡不是生命的中断，而是另一场生命的开始。 那个曾经在失恋的沮丧不安中“把左手的…

六兽，单口喜剧演员，喜剧编剧。 六兽刚到单立人喜剧时是行政岗位，下了班才去讲段子。一年多以后，他成了全职单口喜剧演员。 在去年的综艺「一年一度喜剧大赛」里，他转入幕后做了一名编剧，创作了很多“含着说”的本子，好笑之余让人偷偷抹眼泪。 在演讲开始，他借着30年前的经典小品《警察和小偷》抛出了一个概念——“怪人”。而看似难以被人理解的“怪人”也是六兽喜剧作品中的主角，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是怪人。 “在我的作品里，我不想出现那种十恶不赦的脸谱化的坏人。我希望至少在我的作品里，每一个人物都是值得被拯救、被原谅的。既然喜剧讲的就是我们普通人的故事，如果他们值得被拯救，那我们也是值得被拯救的。” 【时间轴】 01:45 穿制服的小偷 04:26 怪人和直人放在一起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喜剧搭档 07:11 “迎着…

杨岚和古琴的故事开始得并不十分顺理成章，年少时他因为叛逆而辍学，离开“正常”的轨道开启了一种“跑题”的人生。 2003年他花4500块买了一张坏琴，而后又去洛阳看人弹琴、斫琴，最后也开始自己斫琴。在寻找诗意世界的横冲直撞中，在生离死别的人生遭遇中，古琴成为他生命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十几年来杨岚通过弹琴和斫琴认识自己，完成了一场自我教育。“无论什么艺术，重要的是人，人是大于这一切的，人不需要匍匐在任何一种伟大艺术前面。生活比艺术重要，现在比理想重要，人比这一切都重要。” 【时间轴】 01:51 2003年，我买了人生中第一张古琴 02:59 我要退学，学校里学不到我想要的东西 8:46 我去了嵩山，因为觉得琴就应该在山里弹 10:59 他看了看我的琴，说我被人骗了，我就跟他们学了做琴 13…

朱宁，经济学家，行为金融学研究者。 最近，动荡的市场给很多投资者再次上了一课。作为散户，我们如何减少投资中出现的失误？这是朱宁试图回答的问题。 朱宁是行为金融学领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者之一，师从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希勒。他的研究重点是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这十年来一直在做投资者教育。 他看到股灾时有散户把毕生积蓄赔了进去，也观察到年轻投资者改买基金，但却把炒股票时犯的错误又全都照搬到炒基金里去。 在投资中，我们经常会犯哪些错误？在半年前的演讲中，朱宁讲了最常见的四种——过度投资、听消息、追涨杀跌、不愿止损。 市场变化莫测，我们可以怎么做？对此，朱宁也给出了一些小建议。 ⚠️提示：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时间轴】 01:26散户在股市上的体验和表现不尽如人意，这是一个全球性现象 04:34为什…

陈炳耀，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鲸类研究专家 为什么鲸类搁浅和伤亡现象似乎越来越常见？ 今年春天，在宁波象山搁浅的一头抹香鲸在救援人员的帮助下游向深海。8天后，人们在临近海域发现了一头抹香鲸的尸体，从位置和体型来看，很可能就是在象山获救的那头。这样的新闻并不是个例，陈炳耀说，“世界各国近年来鲸类搁浅的案例中，最终成功存活并回归海洋的案例非常稀少，绝大部分搁浅的鲸最终都没能存活。” 过去18年，陈炳耀和团队从事布氏鲸、长江江豚、中华白海豚的研究和保护，也多次参与搁浅鲸豚的救助行动。 调查过程中，他们目睹了鲸鱼所受到的伤害。人类活动威胁着鲸鱼的生存：繁忙的交通和近距离船只影响鲸豚行为、干扰个体间的交流联络；不断增多的人工岸线使种群分布越来越破碎化；围填海和养殖进一步侵占和破坏适宜栖息地······ 虽…

赵志磊，康奈尔大学神经生物学博士后 蚊子有多烦人呢？试想夏日晚风，你躺在床上正要睡着，这时候传来“嗡～～～”，这恐怕是很多人的噩梦。它会嚣叫着飞到你身边，不经意地咬你一口，然后迅速躲闪。 蚊子为什么这么爱咬人？为什么它们即使在黑夜里也能精准地识别到哪里有人？ 赵志磊研究了6年蚊子。他发现蚊子的大脑是靠气味区分人和其他动物的。那么人和动物的气味有什么不一样？蚊子如何分辨这些气味？世界上有3500多种蚊子， 专门咬人的蚊子其实不足10种，这些蚊子是怎么进化出对人类的“偏爱”呢？为什么有的人容易被蚊子咬？ 除此之外，蚊子还会传播病毒。新冠会通过蚊子传播吗？我们要不要消灭蚊子？一个没有蚊子的世界，真的会更好吗？ 赵志磊将带着他的研究为我们揭开这些问题的谜底。 【时间轴】 01:37不是所有蚊子都咬人…

张秋子，云南师范大学讲师 张秋子在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外国文学，2020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她开始给学生远程上课。网课让一些原本被遮蔽的裂隙暴露出来，让张秋子不断地思考文学何为、意义何在。 这期播客聊的话题跟“意义感”有关，换一种通俗的表述方式就是——活着图个啥？ 文学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文学也无法回答什么才是有意义的生活。但是借由文学的隐喻，我们看到的生活可能更接近于： 人们已经像哈姆雷特王子一样，不再相信古典时代的天经地义；可能大多数人都是被裹在时代语境的洪流与迷雾里，接受了某种价值观，然后奋勇向前，一辈子就这么囫囵地过去了，像《醋栗》那样；有一些人可能隐隐觉得此刻的生活是不满意的，但又想不到更好的解决之道，像《幸福》那样；而如果要背对社会、发明意义，那么下场会很惨，要付出的代价也会很大，像…

张琳，纪录片《真实生长》导演 2011年，北京十一学校被确定为高中特色发展改革试点，开始推行素质教育改革。从2012年起，纪录片《真实生长》开启了对这所学校三名学生的长期跟踪拍摄，记录了他们从高一到大学、再到步入社会的人生故事。 三位主人公性格迥异，有着不同的家庭背景： 周子其，一个喜欢历史、擅长思辨的学霸，但也是老师们眼中的“问题”学生：在军训动员会向历史老师质疑规则的合理性，组织学生“内阁”挑战学校的各项制度。 陈楚乔，15岁的年纪有着成人都不及的冷静和沉着，对自我有着清晰的认识，热爱电影和文学创作。 李文婷，来自山西县城的腼腆女孩，以优异的中考成绩从北京郊区考入十一学校，努力适应学校宽松自由的教育环境。 那是一段“被扰乱的时光”，在升学压力和改革的夹缝之间，他们被鼓励问我是谁？我喜欢什…

蔡蕾 郑州管城区奇色花福利幼儿园创办人 有人说，国家都没说这种孩子必须上幼儿园，你们为什么自讨苦吃？ 奇色花是一个融合教育幼儿园，在普通教学班里按7:1的比例接收特殊需要的孩子，让两类孩子在一起生活、学习。 现在的奇色花有12个教学班、356名小朋友，其中特殊需要的小朋友有50名，主要是残障的孩子，包括自闭症、发育迟缓、唐氏综合征、脑损伤等等。 扶着碗拿勺子吃饭、自己上厕所、系纽扣、跟人打招呼……对特殊儿童来说，这些看似简单的事也非常困难。 特殊儿童和普通儿童如何在同一个班里学习？他们能和谐相处吗？闹矛盾了怎么办？从26年前第一次把7个有身心障碍的孩子接进幼儿园起，蔡蕾和同事们从零开始摸索如何为他们提供教育。 融合教育最大的阻力是残障平等意识不够普及。残障平等意识决定了我们对残障者的教育安置…

80、90这两代彝族人，总是在异地和故乡之间往返，在传统与现代，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之间，做着一些纠结、一些徘徊，然后妥协。他们把流动想象成暂时的，但实际上流动已经是永恒的生活……由一席

郑宏彬 策展人，西三电影制片厂与西三歌队的联合发起人 被臭水沟上的鸡档里的啼鸣叫醒，被隔壁高档小区排污的气味熏醒，暴雨天被路边的木板绊倒……2016年，策展人郑宏彬离开美术馆，来到广州番禺的城边村西三村开始社会实践。当时的西三村正在大拆大建，整个街巷到处都是建筑垃圾。他对这里的第一印象并不好。 自己生活的这个环境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城市化进程里面，村庄都会必经一个这样的过程？ 带着这些困惑，郑宏彬与村里的艺术家们联合发起“西三电影制片厂”和“西三歌队”，同艺术家和村民一起发现身边的故事——独居老人、三轮车夫、河水污染…… 西三歌队有着独特的创作方法。这些非专业的音乐人将话筒和麦克风递向受访者，通过观察和访谈收集他们的问题、遭遇、诉求，将村民的口述改编成歌曲，用吉他弹唱的方式唱出了村民们的…

谢湜，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历史人类学研究者。研究地域包括长江三角洲、东南岛屿以及南岭山区。 谢湜在演讲中分享的是一段与海岛有关的历史。 海岛上的人是天生的商业民族，必须靠交换谋生。他们用从海洋中获得鱼、盐等物资，和外界进行交易。但这种行为并不总是为官方所允许。 海岛的行政管理是一个从古至今的难题。为什么要封禁一个离海不远的岛？为什么要把东南沿海几十里内的居民全部搬到内陆去，在沿海制造一个无人区？从远观式的监视到直接控制，从强硬办法到柔性手段，面对广袤的海洋和众多的岛屿，历代王朝如何把流动性强的海岛社会纳入国家的统治秩序中？ 而随着国家政策的转换，以及中央王朝态度的变更，海上人的身份也从受政府依赖的人，变成防范对象甚至「盗寇」。 在这个过程中，为了在海岛立足，岛上的人运用了各种各样灵活的办法…

吴雨豪，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助理教，研究领域是刑法学和犯罪学。 出现恶性犯罪的时候，我们经常在评论区看到“通通死刑”的提议。这背后的社会心理是，许多人希望用刑法严惩犯罪人，起到震慑作用，预防未来的犯罪。 但是，重刑真的能阻止更多人犯罪吗？ 这就是吴雨豪要讲的「刑罚威慑」。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国家曾经实施过一个重要的刑事政策叫作“严打”，全称是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为什么“严打”期间，社会治安反而没有变好？ 80年代，国家把故意杀人、抢劫、强奸等严重的恶性案件的死刑复核权从中央下放到地方，因此，那段时间里每年执行死刑的数量非常多。2007年1月1日起，死刑复核权正式收归最高人民法院。死刑数量减少了，但并没有导致犯罪数量的反弹。 上述例子证明，“乱世用重典”并不一定能够起到预期中的最优的犯罪治…

马啸，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 中国高铁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巨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在不同省份、不同城市之间，却存在着非常显著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 为什么条件相似的城市之间，有的较早建设高铁，拥有更多线路通过？ 政治学就是研究稀缺的公共资源是如何被分配的。政治学者马啸通过访谈大量的中央和地方官员，追踪高铁建设的案例，发现了一种自下而上的逻辑：“地方化博弈”。在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官员受来自体制内和民意的双重压力，动用各种社会资源，发挥在制度内外的政治影响力。比如，很多地方都曾发起“高铁争夺战”，他们的博弈策略丰富多样，从“跑部钱进”、游说部委，到动员老革命家给中央写信，甚至会借助群众的自发行动。 高铁只是马啸探究中国的官僚政治与分配政治的一扇窗口。地方化博弈…

肥宝KidGod，粤语说唱‍歌手、精气神创始人。 瘦恒SoulHan，粤语说唱歌手、精气神成员。 粤语中有很多俚语，比如便利店叫“士多”，感到害怕叫“蛇怪”……虽然粤语的俚语很精妙，但它们却在慢慢消失。随之而来的是，粤语说唱也日渐消沉。 肥宝和瘦恒都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他们有感于粤语说唱的式微，开始做自己的音乐。“我很心痛的是广东本土人玩说唱，如今却对自己的地域文化认可这么低。说唱就要是做自己的，你认可自己来自哪里这很重要。” 从最早的噔哚乐队到精气神组合，广东文化是他们的灵感来源。在肥宝的作品中，你随时能找到来自cult文化、老港片的对白、中国传统乐器的运用。僵尸、面具、麻将、魑魅魍魉、仙气缥缈……它构建的是一个属于上世纪老广东的魔幻记忆，用粤语制作出一个个传统文化的子弹，再打进听者的血脉…

凌越，诗人、评论家。 两次世界大战、种族灭绝、集中营······过去短短一百年时间里，人类经历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灾难性事件。 苦难是如何一步步发生的？在克莱普勒看来，语言是行为的先导，贫瘠的语言产生暴力的行为。幸存者的样貌是怎样的？一位奥斯维辛幸存者告诉我们，所有的幸存者都拥有一个戴罪之身，真正善良正直的人成了集中营中第一批死去的人。 如何以书写见证灾难？如何书写灾难的见证？这是诗人、评论家凌越在《见证者之书》里不断的诘问。 所谓的见证文学，是指亲身经历过浩劫性事件的人，他们以幸存者的身份去撰写的日记、小说、回忆录和诗歌等作品。 凌越分享了两位奥斯维辛幸存者作家和他们书写的见证。 第一位是犹太人普里莫·莱维，在他克制而有力的笔触下，纳粹和集中营的罪恶被一层层地揭开，他对自己在集中营里的忍辱偷…

为什么广州人QQ说得很清楚，北方人非要说成「秋秋」或者「抠抠」？由一席

陈月龙 ，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救护中心技术主管 作为饲养员，陈月龙有着丰富的野生动物救护经验。但是，在猫盟的野外调查经历让他意识到，相比于救助个体的动物，改变人类的行为才能真正为动物提供一个友好的生存空间。于是，他开始了在本土区的“实验”。 在红山动物园的本土区物种保育区，陈月龙和同事们运营着一个小小的社区。他的日常工作由许多小事构成，比如在动物园建一片农田，给蚯蚓改造出廊道，给刺猬搭建可以冬眠的花园，给昆虫建“旅馆”······ 他发现，保护生物多样性并不需要大兴土木，相比于“做什么”，“不做什么”反而更重要。 01:00 野生动物救护，其实也是一种特殊的野生动物调查方式：救助斑头鸺鹠、放归黑鸢的案例 04:38 这在一些鸡汤故事里，可能会是“感恩的心”的情节。但在专业的野生动物救护者看来，…

袁一丹，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我不仅是把它当成一个历史课题，而是与我们当下的处境和焦虑有关。” 所谓沦陷北平，是指1937到1945年间，处于日本军事占领状态下的北京。八年沦陷，对于历史中人来说，是漫长而绝望的等待。 假如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37年7月，你身处即将沦陷的北平，是选择离开，还是留下来？ 知识分子面临着道德的焦虑。离开北平的学者成立西南联大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而故事的另一面，留在沦陷区的文人学者，他们是怎么撑过这八年的，仍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留在沦陷区的普通人又是怎么把日子一天天地过下去的？ 回到当下，把视角拉远拉大，危机时刻一次次来，受苦的人一次次卷进长河。对于普通人，什么才是切身的历史？作为大历史的亲历者，我们到底见证了什么，理解了多少？ 【时间轴】 04:47 …

林惠义 ，艺术家组合赵与林（Chow and Lin）成员，研究员 2013年，华裔艺术家组合赵与林(Chow and Lin)从加尔各答辗转纽约，两座发展程度不同的城市里的穷人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对不同国家的穷人而言，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区别？不同的社会又是如何定义贫困的？按照政府制定的贫困线标准，穷人有多少选择？ 赵与林决定从食物入手。他们根据不同国家定义的贫困线标准算出每日可供采购食物的预算，然后从当地菜市场购买食材，并为它们郑重地拍下一张张照片。 随着拍摄的地方越来越多，他们发现，不同社会面临着不同的贫困问题。生活在巴西贫民窟的穷人开支有限，由于当地黑帮控制了小卖部，他们反而要承受比其他地方更贵的食物，穷人被卡在一个既没有选择又买不到便宜食材的处境。 而发达国家的穷人更加“隐形”，他…

黎紫书，马来西亚华语作家 你在这些普通的女人身上看到的生命力，你看到她们的可怕的力量，其实常常是胜过男人的。在面对困难，在面对困境，在面对人生还有命运给她们的各种考验的时候，这些平凡不过的女性，她们展现出来的光芒，我觉得是很吓人的。​ ​ 上世纪70年代，黎紫书出生时，马来西亚曾繁荣一时、盛产锡矿的怡保城已经没落。自此以后，她的大半人生都在这座小城度过。 近半个世纪后，在一部名为《流俗地》的小说中，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几十年的人事变迁、市井浮世、细民众生尽数复活，蓬勃而生。 对于读者而言，在如此细腻持重的文字之间，与马来西亚这片湿热的陌生天地、与一个个人物的跌宕命运迎头相撞，无疑是一种奇异的阅读体验。然而我们所不知道的是，多年来支撑在作家背后、驱动她不停书写和创造的，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城镇和两个平…

张洪，登山者 2021年5月24日，46岁的张洪登顶珠穆朗玛峰，成为亚洲第一位、世界第三位登顶珠峰的盲人攀登者。 这是张洪在黑暗中度过的第25年。5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登山，开始梦想着自己也能登一次珠峰。 这是旁人眼中不可能的事，体能、经费、团队，一系列问题等着解决。陷入瓶颈的时候，他就凌晨起床，负重循环爬楼梯，那是他唯一能做的、接近愿望的事情。 在珠峰上，虽有向导指引方向，但百分之七十的路段都要靠他独自通过。经过了刀刃般的山脊、暴风雪和冰裂缝，穿过生命的禁区，他最终圆梦。 登山带给张洪久违的自由。在珠峰，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登山者，不需要被照顾，也不会被歧视。 他说：“珠峰没有因为我是盲人给我更多仁慈，也没有因为他是社会精英给予更好的资源，我们必须完全靠自己的实力向上攀登。” - 时…

朱刚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尽管刚刚遭受过“乌台诗案”，尽管朋友们多善意地提示苏轼不要再随便作诗，尽管他本人也时而表示要慎言避祸，但“诗可以怨”是诗歌的基本功能之一，作为诗人的苏轼从没有放弃他正当的表达权力。 在中国文化史上，苏轼与杭州的相遇意义非凡。千姿百态的西湖、惊心动魄的钱塘观潮和江南城乡的风光，都是造物对诗人的馈赠，而苏轼也无负于这些馈赠。 无论是「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还是「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都是流传了将近千年的名句。这个历史上钱粮盐布的都会，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苏轼，开始成为艺术和美的栖息地。 苏轼在杭州的作品，被当时的出版商雕印成了诗集——这部诗集后来成了「乌台诗案」的主要罪证。因为写诗讥讽朝政、反对「新法」，当朝第一诗人苏轼被捕入狱。这是中国历史上第…

小龙花，艺术家 小龙花的工作室在上海巨鹿路的一条巷子里，这里也是他小时候生活的地方。走进他的工作室像走进了一个宝藏屋，会看到五花八门的收藏，有他从日本背回来的绝版玩具，有从古董市场淘到的老物件，也有他在家门口遛弯时捡回来的宝贝。 很多旧物现在已经不再被使用，失去了它原有的属性，但是小龙花喜欢收集和观察这些物件，并且会产生很多奇妙的想象，从而赋予它们新的含义。 小龙花有很多不同形式的艺术作品，比如漫画、雕塑、装置等，他不会拘泥于创作的材料，也不会受限于创作的形式。他喜欢即兴创作，也喜欢和不同领域的人合作产生更多新的碰撞，你很难猜到他下次会将哪些意想不到的东西组合在一起。2016年小龙花开始了“大迁徙”这个项目，他让这些已经被人们渐渐遗忘的物件有了自己的身体和性格。 “我喜欢与这些带有强烈个性的…

而立计划，视频博主 “你所看到的东西到底是不是真实的，还是别人所精心构建的？你在互联网上、朋友圈里包装一个精美的人设，到底有没有人关注？​” ​ 如果你在今年四月打开亚马逊日本哲学类畅销书榜单，会看到一本中文书霸占榜首——《峰论：一位浴室哲学家的朋友圈》。 这本书的作者，不是什么大作家，也不是知名人士，就是一个生活在成都的普通青年，他叫潘阿峰。他的朋友土子和阳子，为了给他一个生日惊喜，把他九年来的朋友圈打包出版成电子书，卖成了畅销书。 三兄弟一起做过许多“离谱”的事情。他们在重庆开车连续右拐一百个弯，只为看看能到哪里；把贵州的一只乌金鸡打造成ins南极第一网红…… 成为“而立计划”之前，他们都曾经是互联网“大厂”的员工，过腻了早八晚十的生活，决定在30岁之前一起辞职，做点好玩的事情，并把过程…

于晓丹，内衣设计师、内衣品牌EMILYYU创始人​ “很多时候当我面对她们的伤疤，尤其是看到她们的眼泪时，我都不忍心责备她们的委曲求全，也更没有办法站在任何制高点上，批评她们的不勇敢、不抗争。 与其那样，我觉得我更应该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帮她们多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成全她们的那些体谅之心。” 根据世卫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2020年发布的数据，乳腺癌首次超越肺癌，成为全球新诊断人数最多的癌症，在中国，2020年乳腺癌新发病例是42万。对没有更好治疗方案的女性患者来说，为了活下去，她们不得不接受***切除术。 这些***被切除的女性，穿什么内衣？ 即使做了二十多年内衣设计，于晓丹也从来没思考过这个问题——直到两年前，一位专做乳腺癌手术的美国医生找到她，希望她可以为这些女性设计一款在术后日常穿着的内…

蛙池，乐队。 有一次去排练的路上，我在地铁里看到了这样一个搭配：孔雀蓝坡跟凉鞋，搭一双大红色的袜子。我被这样一个搭配惊艳到了，你说不上这是精致还是随意，总之，它比我的白色帆布鞋要精致，也比我的白色帆布鞋更肆意大胆。下午到了排练房，我就跟他们说：“我们来写一首跟松糕鞋有关的歌吧。” 2017年，在东莞市虎门博涌物流中心，蛙池乐队成立，排练的时候，“旁边车间也在开工，噪音互不相让”。鼓手浩仔说，取名蛙池是因为以前的排练室外有一个废弃的池塘，有一年春天，一场暴雨过后，池塘里的小蝌蚪一夜之间长大，全部变成青蛙呱呱叫着跳了出来。 主唱依依，初中毕业的暑假在爸爸工厂的流水线上打工，为了挣到1200块买一把自己的吉他。毕业后，第一份工作也在工厂，虽然身份是白领，但有机会以更近距离去看看这些工人的生活状态：…

李腾，蓝晶微生物联合创始人、总裁。 “过去的五年，我们找到了自己的路以后就开始在这个路上往前探索，虽然它很慢，但是它非常坚实。” 2016年，李腾和他的合伙人张浩千分别从清华和北大博士毕业后开始在一个非常新的领域创业。这个领域叫作合成生物学，简单来说，就是修改微生物的DNA后让它们执行新的功能。这个学科特别新，大概从2000年开始，学术界才认为这是一个成型的学科。 大约在2015年的时候，合成生物学的技术有了很大进步，也出现了许多在该领域创业的公司——有用微生物生产超轻但结构超强的新材料的、也有用微生物创造世界上本不存在的小分子来制造香水的。 李腾和张浩千选择的方向是用微生物细胞工厂生产一种在性能上可以替代传统塑料的新材料——PHA。PHA可以在自然环境中自发降解，但由于生产成本较高，应用一…

朱虹璇，编剧、导演。 ​ “于是在吃散伙饭的时候，一群人都喝得有点大，又想到马上就要毕业了，推杯换盏间就有人说：现在我们二十多岁，演这样一个关于陪审员的戏，演的都是三十多岁的中年人，所以演得不好。要不我们连演十年吧，演到我们都三十来岁，正好是剧里面人物的年龄，再去演绎哀乐中年。 已经不知道是哪一位朋友最先提出这个提议，因为大家喝得都有点高，就很高兴地说“好啊好啊，连演十年”，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 2011年10月，北大剧星风采大赛初赛在即，朋友却迟迟没能交出剧本，朱虹璇替朋友两肋插刀，担下了编剧的任务，正是这次尝试让朱虹璇发现了自己对戏剧的兴趣。第二年剧星比赛，朱虹璇和朋友们一起将电影《十二怒汉》改编成了话剧《九人》，搬上舞台。 《九人》在比赛中惜败给了当年的冠军队伍，一起排话剧的朋友们…

茅明睿，“城市象限”创始人。 “比如说这条1.6公里的道路，一个肢体健全没有视障的人去走的话，只需要拐7个弯，但是平均每一个盲人要拐73个弯，这一条路真正的距离只有1.6公里，但是盲人走下来平均要走2650米，所以他们要比我们消耗更多的体能。” 2010年开始，茅明睿和同事们开始运用大数据分析公共政策和城市开发对人群活动的影响，于是2017年我们邀请他来一席和大家分享了一些有趣案例：比如南锣鼓巷的游客什么时候最高兴，比如家住回龙观为何会感到身体被掏空，比如雾霾天气为何不同地铁站戴口罩人数不同等等。 几年过去了，茅明睿依然在观察着北京这座城市，观测着城里大大小小社区的变化，他们不断地为社区改善提出建议，也同时发现更多新的问题。 比如无障碍环境真的无障碍吗？盲人出行一趟会在哪些路口遇到哪些障碍？…

陈传兴，摄影家、文学纪录片导演、学者 “饥荒、瘟疫、战争、社会之中彼此的撕裂，人不断地要去面对这些巨大的挑战，不断地不能把自己的欲望、自己的幸福放在第一位。” 近两年来，陈传兴一直在读和病毒有关的书。他急切想了解病毒到底是什么，能把人类社会搅得天翻地覆。2019年底，新冠疫情爆发前夕，他感染了一种叫“恙虫”的病，一度被下了病危通知。出院半个月，武汉封城当天，母亲离世。 大众熟知陈传兴，缘起于撼动两岸的文学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系列，以及去年上映的电影《掬水月在手》。似乎他自始至终都在追问同一件事：在芜杂世界、喧闹众生之间，追寻诗意是有可能的吗？ 如今，站在七十岁的关口，病与死的纠缠之下，他想把这件事想得再透彻一点。于是他逐渐回想起80年代初，巴黎和纽约肆虐的艾滋病是恐怖，是暗影，是苦痛，却…

李井奎，经济学者。 “经济学不能丧失对社会的考察。” 李井奎在计量经济学及经济思想史领域探索多年，但是如果你问他中美经贸的未来如何？该买哪一支股票更好？很抱歉他都不能够回答。经济学一方面研究财富的生成，另一方面研究的是人类本身。 中国北方冬季供暖会令多少人死于由此带来的心肺疾病？上名校能否增加收入？美国的就业市场到底有没有种族歧视，黑人犯罪后更容易被判处死刑吗？这些其实都是经济学家们关心的问题。 李井奎认为因果推断是经济学中很重要的一个工具。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越来越多地通过数据及统计学工具来分析经济事件背后的因果效应，以此来剖析各类争辩性的议题。他们像侦探一样，在人们面临复杂的社会问题时，用严谨的经济学工具帮助解开谜团。…

郭初阳，语文教师，教育研究者。 “让2.5亿人，让这些青少年，让这些儿童在最迫切求知的黄金阶段，让他们游荡在一个语言的假货市场，意味着什么？​” 郭初阳已经教了25年书。 刚做语文老师的时候，他常常觉得刻板的语文课堂让这个职业“了无生趣”，总想着有朝一日能给学生们上一节“心目中理想的语文课”。 几经挫败之后，他在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的书中读到了一句话，激动得汗毛倒竖。这句话后来成了他25年来信守的教育理念：“任何学科的基本原理都可以用某种形式教给任何年龄的任何人。” 于是郭初阳的语文课堂变成了远航，他带着学生们一起“造船”，进入一个又一个文本内部，层层剥开虚饰的成分，试图航行到更远的地方——莫泊桑的《项链》不再是对虚荣的批判，而是对《灰姑娘》传统的颠覆；《狼来了》的故事不仅仅停留在“不要说…

王暾，​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 “有研究表明，三秒钟的预警时间可以减少人员伤亡的比例是14%，十秒钟是39%，二十秒是63%。 在汶川地震时如果有预警系统，就可以给北川31秒的预警时间，因为它离震中140公里，可以给青川55秒的预警时间，也可以给成都18秒和汶川县7秒钟的预警时间。有了这些时间，可以减少两到三万的人员死亡，避免两到三万个家庭的生死离别。” 在过去十三年里，王暾​一直在做一件事情，那就是灾害预警。​ 汶川地震发生时，王暾正在奥地利做博士后研究。看到地震造成的惨重伤亡，他决定放弃所学专业，提前回国研究和开发地震预警。 地震预警研发的难点一方面在于地震本身无法在实验室中模拟，只有真正发生地震时才能监测到可靠的数据；另一方面，监测到地震后，如何能让更多人收到预警信息？ 经过十二年的尝…

黄雪涛，律师。 “一个成年公民，一旦进入精神病医院，就成了一个说什么都可以被忽略的人。 我这么熟悉的一个客户、一个朋友，突然之间就被推进了一种「无民事行为能力」的状态，她说什么都不做数。” ​ 有一个在网络上流行了很多年的问题：如果一个“正常人”被当成精神病抓起来了，该怎么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 从法律上来说，这个问题其实有些过时了。2012年《精神卫生法》出台以后，确立了“非自愿住院的危险性原则”，精神病已经不再是被抓的合法理由。有病没病，是一个人自己的事。如果一个病人没有伤害自己和他人的危险，法律也不应该干预。 律师黄雪涛从15年前开始关注精神障碍群体。2006年，深圳女孩邹宜均，因为与家人意见不合、有利益冲突，被两次送入精神病院，强制治疗了3个多月；当时，邹宜均的代理律师黄雪涛仔细研究了…

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我们讲中国的史学传统的时候，常常说我们有一个秉笔直书的传统，历史记载之所以出现了一些重大的漏略，是因为统治者、当权者的干预。 但我想说的是，「恶不可书」其实是一种普遍性的选择。孙抃，作为一个略高于平均水平的史官，他也认为「国恶不可书」。不仅仅是国家的恶，父祖的恶、尊者的恶、死者的恶，其实都不可书。 这就是我们传统的道德至上的、功利主义的真实观。为了善和美，可以隐藏真实，牺牲真实；这再往前一步，就是「制造事实」。” 赵冬梅在北大开的一门课叫作《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她希望学生能把注意力放到物质生活的演变和个体的人身上——像历史学者孙机先生那样，通过帽子的变迁看到中华民族如何吸收游牧民族的文化，从普通人的日常中钻研历史。 她研究宋代制度、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题材，…

胡源，医生、“爱未来”公益创始人​ “这样一个听起来简单明了的事情，解决方案应该是很简单的。那怎么解决呢？其实有几个利益相关方：针头的生产厂商，出售针头的药店药房，处方注射药物的医疗机构，还有使用针头的患者。究竟谁要来担这个责任？谁要具体来做这件事情？谁应该为此买单？不知道。” 我国约有一亿糖尿病患者，那些被他们带回家注射的针头，使用过后都去哪儿了？ 主治糖尿病多年，胡源发现，被糖尿病人带回家注射后的废弃针头不知去向，这些在医院被谨慎处理的医疗废物，被患者带回家后大多被当作生活垃圾随意丢弃。这不仅会造成环境污染，还会对拾荒者、环卫工人造成误伤。 他查阅相关法规，发现“家庭废弃针头”至今定位模糊，也未有明确的处理规定。 四年前，胡源利用业余时间，自掏腰包定制锐器回收盒，给糖尿病患者免费发放，鼓…

James Danckert，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神经科学教授。 “不久前，我们调查了大家在新冠期间会有多无聊。结论是那些自控力低且无聊倾向性高的人，更容易违反「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定——毫无疑问，这些人也更容易感染新冠。” 无聊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呢？有的人会打游戏，有的人会试图睡觉，有的人变成了王村村，有的人开始研究“无聊”这种行为。 因为以前经常感到无聊，加拿大的Danckert开始投入到“无聊”的研究中，他和团队想方设法设计各种实验，比如让人们观看晾衣服的影片、抄写混凝土相关的科学文献，给参与者营造无聊的氛围，进而对无聊者的大脑状态、生活方式进行分析。 人们为什么会感到无聊？经常感到无聊的人会有怎样的特征？疫情中人们是否更无聊了？James Danckert认为，无聊与人的自控力、行为习惯、内…

陈忱，建筑师。 “为什么校园建筑让我们着迷？因为我们感兴趣学校的密度。学生真实的生活就是被困在里面。我们做寄宿学校，他/她的24小时、3年或者6年的时间，能被建筑师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深刻影响……福田中学这个项目很特殊，它几乎可以容纳我们对建筑与城市空间的所有想象。” 未来，深圳计划提供74万个学位，新建约250所学校，如此惊人的数量需要在5年内完成。 其中， 福田中学项目因为极度复杂的限制最受瞩目。作为深圳规模最大的中学之一，学校周边高层紧贴环绕，不仅将在原校址扩充到3000人的规模，还要增加住宿空间，容积率接近普通中学的3倍，设计难度极大。 在如此高密度的城市地段内，如何营造充满想象力的校园空间？设计一所学校究竟有多复杂？为什么我们的传统校园都长一个样？在严苛的设计规范之下，建筑师是否…

潘柏林，跨性别医疗先行者、国内首个针对跨性别关怀公益基金栢林基金发起人 跨性别者每个个体都有一段坎坷的历史。很多人会先入为主地将性少数群体理解成“不良癖好”或“心理疾病”，这对他们是极不公平的。 从事跨性别医疗的这五年，潘柏林日常工作中最常面对的，就是崩溃的家长和压抑的孩子。“我的孩子为什么会这样？”“怎么才能治好我的孩子？”一个个问题砸向他的时候，安抚和劝慰是不够的，身为医护工作者，潘柏林想为性少数群体提供更加全面、有力、科学的医疗服务。 从幼年时性别不一致的感受开始，青春期被性别焦虑困扰，到成年后无法接纳自己的性别和身体——每个跨性别者都要走过漫长无涯的人生——屡次陷入家庭的冲突与不解、周围人的偏见和歧视，捱过难如登天的求学和求职之路，抑郁焦虑缠身。 跨性别群体面临着怎样的生存现状？又在…

林小英，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教育也许不应该是适者生存的模式，经济越落后的地方，教育应该越给人以希望。” 中国2000 多个县容纳了全国 50% 以上的学生，这些学生的受教育状况关乎未来社会的面貌。而在过去的十余年里，教育资源不断向中心城市集中，越来越多非发达地区的县域学校正在遭遇“塌陷”，逐渐成为被改造、帮扶或淘汰的对象。 林小英常年关注县域教育的发展，在她看来，县域教育的生态是复杂的。县域的孩子们接受的基础教育是匮乏的，学校并没有起到基本的庇护所的功能。同时在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之下，不同地域和层级不断上演的大鱼吃小鱼的生源争夺，导致了有的地方营养过剩，有的地方变成了不毛之地。在精英教育的标准下，县域里的学生被认为是“不被期待”和“不值得投入”的，然而这一部分人的命运可能才是当…

开开，《变成种子的小孩》编著者 七年来，开开一直带着不同的孩子在“做书”。虽然是以绘画和视觉的形式进行创作，但她从来不以造型、色彩、构图去定义孩子们作品的好坏，更多是去激励孩子们思考，鼓励孩子们用画画的语言叙述自己的生活。 在充满奇思妙想的作品中，孩子们表达了自己对陪伴的渴望、对友谊的珍惜、对灾难的恐惧、对暴力的控诉以及对偏见的痛恨。 很多读者看到孩子们关于暴力和偏见的作品后会非常诧异：为什么孩子会画这么沉重的东西？其实年龄并不是暴力或偏见的护身符，成年人总是用“你太小，还不懂”来搪塞孩子，拒绝以理性、平等的方式对话。但是世界并非只属于成年人，孩子们也是世界的参与者、旁观者，他们无可避免地要带着自己的感知和思考去见证、亲历这个世界。 开开觉得她并不是在教孩子们画画或美术，她只是赋予了孩子们表…

姜斌，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助理教授，独立设计师。 作为环境心理学者和设计师，姜斌带着学生们造访了深圳的大型工厂，F厂。他想知道：生活环境对工人的影响有多大。 “研究调查发现，在每一百块钱的利润里，只有1.5%到2%分给了一线工厂，可想而知有多少能被投入到改善工人的状况呢？我想这个答案是非常清晰的。我们在这里并不是为了批评某一个企业，而是告诉大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且是每一个行业都需要看到的问题。” 在F厂，学生与工人组织建立合作，和工人同吃同住，追踪记录工人一天的生活，了解他们的习惯和兴趣，理清生活线索。通过巧妙而谨慎的改造，加强工人与社区之间的联系。 同时，姜斌也持续关注城市环境与心理健康，倡导“健康城市、健康景观”，希望通过对城市功能、空间和景观的规划，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 经过数十年粗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