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2703-僖27-楚人围宋

春秋左传读记

3 楚人围宋

經·僖公二十七年·5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①经称楚人

从排序上看，显然是楚国主兵，其他都是“从犯”。为什么称楚人呢？杜预认为是楚成王“耻不得志，以微者告”，就是楚成王围宋却没打下来，自己不好意思，而此时鲁国又是楚国联盟之一员，可能是代其隐恶，所以经文上书以“楚人”。从传上看，应该先是楚成王带兵围宋，传文上明确写了“楚子及诸侯围宋”，尤其是后面诸侯们又“盟于宋”，显然是楚成王亲自主兵围宋。之后，也就是僖二十八年，楚成王又返回楚国，传文记载“楚子入居于申，使子玉去宋”，即楚成王围宋不克，返回国内，围宋事宜交由子玉来处理。

杨伯俊先生认为，经文中书“楚人”是当时鲁国史官的惯例，只是“宣九年以后，楚子始不复称人”，这也是一种歧视。

經·僖公二十七年·6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围宋的楚成王和诸侯们在宋国进行了盟誓，鲁僖公也赶去参与了盟会。此时，只剩下了齐、晋、秦和被围困的宋国没有向楚成王投降，周朝的华夏体制此时已经岌岌可危了。楚成王似乎马上就要一统华夏，甚至改朝换代了，可是这些都是晋文霸业的铺垫。楚成王，尤其是子玉其实是为城濮大战“暖场”的。《左传》给出了大战前，双方情况。从文献记述的细节来看，其实城濮之战在人这个层面上，晋、楚已经分出了高下。

②子玉治兵

这一段是写楚国的人物，重点是楚军的主帅，也就是子玉。重点以子玉治军与子文治军的对比，来描述子玉的为人处世。

傳·僖公二十七年·4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

楚国要进击中原，只差宋国还未降伏，所以准备围宋，操练兵马。睽，楚邑，杨注不详今所在，另说是在秭归，今湖北省宜昌市西，有点远离中原，不似。子文是在睽地练兵，“终朝而毕，不戮一人”，终朝，杜注“自旦及食时也”，一早晨就演练完，不伤一人，这是说子文治军宽厚。

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

子玉同时在蒍地也练兵，蒍地在今天的河南省信阳市附近。子玉练兵是一整天一整天地演练，鞭打了七个人，以箭穿耳处理了三个人。以箭穿耳是古代的一种刑罚，司马法有所谓“小罪聅chè，中罪刖yuè，大罪刭jǐng”，分别对应以箭穿耳，砍足和砍头。可见子玉治军严格，从这个地方看，子玉所带领的军队，一定是十分骁勇善战。所以，众国老都来祝贺子文。

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

国老就是退休的卿大夫，也就是楚国的退休老干部们，都纷纷来向子文道贺，意思是子文举荐良才、后继有人。子玉是子文的本家，若敖氏。实际上，若敖氏与楚王室已经开始互相猜忌，终于在后来发生了楚王灭族若敖氏的事情，这是后话。古时候有这样的习惯和礼节，如果举拔得人，都要为之庆贺，所谓“贺”。子文作为答谢，就招待来道贺的国老们。可是却偏偏来了一个持异见者。

蔿賈尚幼，後至，不賀。

蒍贾，字伯嬴，孙叔敖之父。孙叔敖也是楚国的令尹，辅佐楚庄王。此时，年纪不大，也来见子文，但是却“不贺”，没有向子文道贺。这就很奇怪，所以

子文問之。

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内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

蒍贾在回答的言语里，先是预言了子玉将要“败诸外”，在国外获得失败，也就是进击中原遭失败，这也有子文举荐不力的责任。

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其次是评价子玉“刚而无礼”，民就是人，其领导力不足以指挥超过三百乘的规模，否则将有去无回。蒍贾的此番评论恐怕是代表了楚国国内一方意见。读到此处，提两个有趣的问题，一是严格或是严苛的治理，对比于宽厚的治理，所对应被治理的规模，在历史上是否有一定的正相关性？二是《左传》作者对上述问题的看法有是如何？

③晋文救宋

楚国准备充足之后，于这一年冬天，出兵攻打宋国。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 公孫固如晉告急。

宋国的形势危急，大司马公孙固亲自出使晋国，向晋文公求援。晋文公召开御前会议，听取各方意见。从这些意见的言语中，我们可以窥见《左传》军事上一条思想主线，也就是《孙子兵法》。

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

先轸的意见不仅上升到了战略的高度，也上升到了道义的高度。解决了打不打的问题。城濮大战，是春秋四大战役之一。我们从这些历史的文献上可以看出，古人对战争认知和总结的过程，也就理解了后世的军事名著——《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始计篇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

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衞，若伐曹、衞，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

狐偃，子犯，晋文公的舅舅，给出了战略落地的实施计划，解决了怎么打的问题。

④赵衰荐帅

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

蒐sōu，隐五年传有详细解释，指春天的田猎行动。古时候田猎实际上就是军事训练，杜注其为“晋常以春蒐礼，改政令，敬其始也”。晋文公整治军旅，救宋图霸。闵元年，晋献公作两军，称之为“上军”和“下军”。此番规模扩大，作三军，称为上军、中军和下军。中军帅称之为元帅，是军队的总司令。晋文公君臣开始确定元帅的人选。

趙衰曰：“郤縠可。

赵衰推荐了郤縠。理由如下：

臣亟聞其言矣，説禮樂而敦《詩》《書》。

此处也引人深思，一个大规模武装的最高长官的聘任理由竟然是喜爱礼乐，深谙典籍，这明显是文儒，哪是武将？这与楚国的子玉明显不同。赵衰进一步解释了悦礼乐与敦《诗》《书》对于主帅的意义。

《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

《正义》给出了详细的解释

正义
《诗》之大旨，劝善惩恶。《书》之为训，尊贤伐罪，奉上以道，禁民为非之谓义，《诗》、《书》，义之府藏也。礼者，谦卑恭谨，行归於敬。乐者，欣喜欢娱，事合於爱。揆kuí度於内，举措得中之谓德。礼、乐者，德之法则也。心说礼、乐，志重《诗》、《书》，遵礼、乐以布德，习《诗》、《书》以行义，有德有义，利民之本也。我们再回头看看《孙子兵法》对将的认知

孙子兵法·始计篇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第一位的是智慧，所以晋国君臣选了深谙典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第二位是信与仁，这正是礼乐文明教育出来的人才会有的特征，也是儒家的根本。
第三位才是勇和严，才是子玉的那个层次。

从主帅的人选上，可以看出晋楚城濮之战的一些端倪。

《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

这是春秋人物进言的标配，在言末或引《诗》，或引《书》，来加强语言的力度。

《正义》对所引用的这段《夏书》给出了详细的解释，讲出了古人的用人之道

正义
《夏书》言用臣之法。

用人选人之法。

正义
赋，取也。取人纳用以其言，察其言观其志也。

听取其言论。

正义
分明试用以其功，考其功观其能也。

试用以考察其能力。

正义
而赐之车服，以报其庸。

奖励其功，考察其品质。利益面前，往往可以暴漏出一个人的本质。

正义
庸亦功也。知其有功乃赐之。古人之法如此，君其试用之。

古人之法与今人之法，何其类似。

⑤晋定三军

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爲右。

三军的正副职都选定，举贤任能，团结有力。此处，在团结这个维度上，晋楚也大不相同。

《国语》给出了晋国选人用人的详细情况，可以看出晋国君臣一心，上下同欲。《孙子兵法·谋攻篇》有“知胜有五”，其三云“上下同欲者胜”，团结是团队建设最重要的环节。

国语 晋语四 47 文公任贤与赵衰举贤
文公問元帥于趙衰，對曰：「郤穀可，行年五十矣，守學彌惇。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請使郤穀。」公從之。

赵衰举荐郤縠。

国语 晋语四 47 文公任贤与赵衰举贤
公使趙衰為卿，辭曰：「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為輔佐，臣弗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取五鹿，先軫之謀也。

赵衰辞让于栾枝、先轸和胥臣，乃有五鹿之胜。

国语 晋语四 47 文公任贤与赵衰举贤
郤穀卒，使先軫代之。胥臣佐下軍。公使原季為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

赵衰辞让于狐偃。原季就是赵衰。

国语 晋语四 47 文公任贤与赵衰举贤
使狐偃為卿，辭曰：「毛之智，賢于臣，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

狐偃辞让于狐毛。

国语 晋语四 47 文公任贤与赵衰举贤
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jū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將上軍。

赵衰辞让于先且居。

国语 晋语四 47 文公任贤与赵衰举贤
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于清原，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子犯卒，蒲城伯請佐，公曰：「夫趙衰三讓不失義。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又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乃使趙衰佐新上軍。

⑥晋文之教

《论语》里面给出了孔子教化民众，培养军事力量的期限。

论语·子路篇第十三·29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

为什么是七年？见于后世《论语》的多种注疏。总之，教化民众是需要时间的，革风易俗，改变民众的观念，不可一蹴而就。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

“入务利民”，是说文公定襄王后回国，马上就行仁政利民。“民怀生者”，谓有怀义之心，不复苟且。民众安居进而知义。晋文公通过安定周襄王，向民众示范什么是义。义者，宜也，告诉民众，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

易，交易。易资，即做买卖。做买卖不求丰厚，明码标价。民众建立了信用，即孔疏所言“云见用者，言信见为人所用”，晋文公通过伐原来向民众示范诚信，从而建立信用。

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执秩有可能是官名，也可能是法名，总之就是立规矩、明法度。等到民众“明听不惑”，也就是明辨是非了，则“用之”。教化民众恭敬知礼。通过“大蒐”向民众示范“礼”，也就是规矩，晋文公教民众恭敬、守规矩。而后用之，才有了后来的拔出了齐国旁边谷地的楚军，解救宋国的危急，在城濮与楚国一战而称霸中原，这都是建立在晋文公对民众教化的基础之上的。

所以有“晋侯之教民，定襄王以示之義，伐原以示之信，大蒐以示之禮，然後用之以戰”。儒家有教化民众的理念，从《论语》里面可见一斑

论语·子路篇第十三·9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孔子去卫国，冉有驾车。孔子说：「人真多啊！」冉有说：「人多了，又该做什么？」孔子说：「使他们富起来。」「富了后，又该做什么？」「使他们受教育。」

先要满足民众的物质生活，这是经济基础。之后要教化民众，建设精神文明。这也正是今代领导人要谋求的时代问题。

论语·子路篇第十三·29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