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伟：中美需要一个新的和平共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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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刚刚为2024年12月29日去世的前总统吉米-卡特举行了隆重国葬。中国官方“高度评价”他无论是在担任总统期间还是在卸任之后为中美关系作出的贡献，但这位在百岁之年离世的民主党领导人担任总统的时间只有四年（1977年-1981年）。国际舆论在评论卡特在这四年间的重要外交成就时，通常首先想到的是以色列与埃及1979年达成的和平条约，或1977年与巴拿马就巴拿马运河控制权达成协议，而不是1979年1月1日的中美建交。如何看卡特在这项标志着中美关系新时代的举措中发挥的作用？虽然重视人权是卡特外交政策的一大特色，但在与中国建交的决定中，地缘政治考量显然远远高于人权理想。卡特在卸任后虽然也曾通过他1982年在亚特兰大成立的非盈利组织——卡特中心支持中国的基层民主建设，但该中心支持创办的“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12年即在中国遭到屏蔽，标志着这项努力的失败。46年后的今天，中美两国已进入全面战略竞争，当年的接触政策的正当性引发质疑。如何看这位美国前总统对华政策的遗产？卡特中心的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先生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他的观察与分析。

1979年中美建交：没有勇气和远见就难以做出的决定

法广：的确，在当时东西方对立的冷战格局背景下，中美关系的破冰之人更是1971年夏秘密访问北京的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以及1972年2月访问中国的美国时任共和党籍总统尼克松。自此以后，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已经是大势所趋。1977年1月才就任总统的吉米-卡特签署中美建交公报之举是否更是水到渠成之际的摘桃之举呢？

刘亚伟：应该不能说是摘桃派。要是大势所趋的话，为什么（建交）耽搁了将近七年的时间？«上海公报»是1972年2月份签署。«建交公报»签署是1978年12月15日，建交是1979年1月1日。当然，尼克松本人后来卷入“水门事件”，内外交困，最后没有精力继续推动。尼克松辞职后，副总统福特接任。福特虽然在任下访问中国，但是他可能觉得自己没有获得“授权”（mandate)，可能想在选举以后再说。我觉得,对于卡特来说，当时的压力还是很大.一方面台湾的院外活动集团实力很强，另一方面，民主党任何要与中国改善关系或者稳定关系的举动都会被共和党、被美国的保守派看作是向共产阵营投降。特别是尼克松，他的政治生涯本来就是建立在反共反华的作为上。所以，当他说要到中国去，大家觉得那是为了国家安全。如果是民主党人（就会不一样）。杜鲁门总统任下就被指控说是“丢了中国”（the loss of China）。肯尼迪和约翰逊当时也都想跟中国接触，但是考虑到整个美国的政治生态，也都没有迈出关键的这一步。也有人对卡特说过，如果他当时跟中国建交，他有可能在1980年的选举中落选，最好等到连选连任之后，在第二届任期没有后顾之忧的时候再去做这件事……所以，我不觉得卡特任下的建交之举是摘桃子。

而且谈判的整个过程也很艰巨。我觉得，（共和党人）尼克松和（民主党人）卡特在与中国建交问题上有共识，那就是要最后打败苏联。但要让苏联在冷战中失败，就需要撬动中苏关系，让中国不仅跟苏联离心离德，还要让中国跟美国是一股道上跑的车。他们两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问题，只不过因为台湾当时有院外活动集团，台湾在那个时候也不是什么民主国家：实际上（华盛顿与北京）建交促进了台湾进一步的民主化，因为离开美国以后，台湾如果想继续让美国为自己提供保护伞，就首先要实现民主化。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中国的面积、体积，中国未来可能产生的经济当量，那都是台湾不可比拟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低估中国在这个时候有一位领导人，同样有远见，同样英明，能够和卡特在这个时候共同做出一个没有勇气和远见就做不出来的决定。

法广：人权外交在卡特政治生涯中一个重要的特点，但是他在与北京建交与台北断交这项决定中，其实人权问题也不是最重要的一环……

刘亚伟：卡特做总统的时候把人权作为外交的一个基石，我觉得，他做的可能比任何一个前任总统都做得更多。虽然在中国问题上，我们觉得他没有盯住中国的人权政治，实际上那个时候，不管是尼克松还是还是卡特，与中国谈外交时，瞄准的目标当然都是莫斯科。在冷战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卡特就提出来美国的外交活动不能忽视人权，这已经是比他的前任往前迈出了一步。当然，归根结底，美国的外交决策是根据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做出的。人权是一个重要的部分，但不是最重要的部分。今天，大家也能看出来，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在跟以色列打交道时，人权、人道主义又变得更像是一个符号。

中国若继续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美关系仍会起伏不定

法广：最近三四十年的变化中，台湾一步一步走上民主化的道路，中国则是在一度开放之后，一步一步又开始关上大门。卡特对于中国后来的这些发展是否有关注？他有没有注意到，他当年想以与中国接触来推动中国走上民主道路的设想，实际上失败了呢？

刘亚伟：卡特中心在中国的活动从90年代初与中国残联合作，到90年代末期与民政部和全国人大合作， 2012年之后与中国的智库、大学、专家等合作，首先都是要促进中美两国老百姓、中美的精英对对方有更好的了解。之前所做的是慈善事业，主要是残联假肢生产线和聋哑学校老师的特种教育培训。后来是推动中国的基层民主，因为民主是卡特中心一个重要的项目。所以我们和国内的民政部以及全国人大合作推进基层民主，而且同中国的学者、官员一道，探讨基层民主选举如何可以一步一步地向上走，最终启动中国必不可少的政治改革。2012年之后，双边关系发生了变化，国内政治也发生了变化。所以卡特中心做得更多的是中美之间要互相理解，通过更好的理解对方避免出错。我们最担心的是中美两个国家发生武装冲突。卡特中心，包括卡特本人，最关注的也是最重要的，甚至超过民主、超过人权的理念，是和平。如果没有和平，一切都是空谈。

法广：卡特中心帮助在中国建立了“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中国的基层选举现在已经是即便有选举，也是形式上的选举。“选举与治理网”网站已经被中国关闭……

刘亚伟：“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12年被中国政府屏蔽之后，我们不停地更换域名，后来将网站先是挂在亚马逊，后来挂在微软的云上。实际上，（被中国政府屏蔽之后）网站还一直在更新，直到2023年3月份。因为网站是由国内的网络公司设计，卡特中心担心（网站）有后门。为了保证这个网站的使用者的隐私和安全，最后是我们自己（将网站）下线。但是我们现在还在同有关方面探讨怎么能够重新启动这个“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选举与治理网2002年4月1号正式上线，2023年3月卡特中心将它下线。对我们来讲，中美关系从长远的角度讲，两国如果真的要变成一种可持续的、双赢的关系，也要取决于中国最后的体制走向。如果中国还是继续沿着所谓的“中国式现代化”往下走，中美关系在今后若干年应该还是会起伏不定，动荡不已的。

中美需要制定一个新的和平共处框架

法广：自中美建交以来，国际形势格局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中美关系如今如此对立的形势下，如何看卡特当年的外交政策尤其在中国和台湾议题上的主张？他留下什么样的遗产？还是说他当时对形势的分析已经时过境迁，过时了？

刘亚伟：卡特的遗体刚从卡特中心移至国会山供美国民众瞻仰的那一天，美国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众议院议长、副总统哈里斯（也称贺锦丽）等都做了演讲。哈里斯在她的悼词里说，卡特最重大的外交成绩是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实际上，从卡特12月29号去世以后，不管是学者还是其他的政府部门的人在谈卡特的政治遗产和成就的时候，在看他在哪一个方面做出了与众不同的贡献的时候，很少有人提到他做出了与中国建交的决定。我觉得，与中国建交以及接触政策（engagement policy）最重要的成就是，在经常有战事的东亚（之前首先有二战中的日本，之后有韩战，后来又有越战），1979年之后，那里一直是世界上最和平的地方。因为有和平，所以就有了繁荣，（那里）现在成了世界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发动机。

美国如今有很多人质疑当时的对华接触政策是不是给中国制造了机会，是不是让中国得以对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的生活方式、美国的意识形态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我觉得说这样说可能也没错。但是，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对世界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儿。现在没有人去想：如果当初不与中国建交，让中国继续沿着改革开放之前的路往下走，那今天的中国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如果中国乱起来的话，现在一个巴勒斯坦的乱，就已经让美国狼狈不堪，中国那么大的一个国家因为落后，因为老百姓不满，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出现动乱的话，那给整个世界会造成什么样的局面？所以，我觉得，要缅怀卡特的外交政策和卡特的政治遗产，就是中美一定是要保持沟通。而且中美一定要彼此都认识到，我们的确是有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历史、不同的价值观，但是我们可以找到合作的领域。而且，无论如何我们都要保持沟通，要管控危机，保证两国不会发生任何武装冲突。我觉得这可能是他最重要的（遗产）。

在2018年12月31日，也就是在中美建交四十周年的前一天，卡特给«华盛顿邮报»写了一篇社论。他强调，中美一定要防止进入新的冷战。我们今天在卡特中心做的所有工作都是按照他的意愿，从中美不再发生冲突的角度，做任何我们力所能及的事。卡特爱说的一句话是：当年跟中国谈判建交的时候，中美的不同要比今天大得多得多！所以，还是要取决于两国领导人的远见和勇气，以及他们说服身边团队的能力。在美国，三权分立的国会、行政部门还有司法部门要能够协调，最后制定一个新的中美关系的框架。«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最近曾去中国，回来以后写了几篇文章，其中第二篇文章就提出：中美实际上需要一个新的«上海公报»，也就是中美关系现在需要第四个公报，要保证中美在即将进入21世纪30年的时候，找到和平共处的新框架。

法广：但是中美两大国寻找和平共处的新框架的过程中，是不是台湾又会成为一个被抛弃的棋子？

刘亚伟：我觉得台湾的问题已经不是中美问题了，台湾问题也是一个国际问题，因为从（1972年2月签署）«上海公报»开始，到后来（1978年12月）的«建交公报»，再到后来（1982年8月）的«八一七公报»，就是所谓的中美三个公报。加上美国国会（1979年4月）的«台湾关系法»，台湾已经牢牢靠靠地进入了美国的国内政治。如果美国不改变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后期到拜登这四年在台湾议题上的做法，也就是中国政府所说的“台湾政策空心化”，那台海变成火海的可能性应该还是很大的。所以我觉得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应该更清楚地阐明自己的立场，并且明确地表示：台海问题是两岸华人的问题，（美国）乐见两岸华人通过和平的手段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我觉得这是美国至少要做到的。对大陆来说，则要有一定的承诺，在没有违反中国制定的«反国家分裂法»的情况下，大陆不会对台湾使用武力，而且应该尽量减少甚至停止所有对台湾的这种灰色地带威胁和破坏，然后，再通过互相的走动，互相的贸易，互相的沟通，最后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两岸可以走到一起的方式。这样就会避免让台湾变成牺牲品，避免让台湾成为美中两国竞争的战场。如果不是这样，那对2300万台湾人民来说是莫大的悲剧，对整个中华民族也是一个莫大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