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震生：卡特当年与北京建交逼迫台湾走上了民主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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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月7日，美国为刚刚去世的前总统吉米-卡特举行了隆重国葬。这位在百岁之年离世的民主党领导人担任总统的时间只有四年（1977年-1981年），但这四年间的几项重要的外交成就的影响却持续至今。其中之一就是1979年中美建交。吉米-卡特虽然并不是中美关系的破冰之人，但在他任下签署的《建交公报》却是中美关系进入新时代的起点。当然，如果说在中国大陆“高度评价“他为中美友好关系做出的贡献的话，近年来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地位不断提升的台湾对卡特逝世反应则颇为冷淡。1979年中美建交意味着美国与台湾中华民国断交，已经在1971年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功加入而退出联合国的台湾，因此又在国际舞台失去了一个至关重要盟邦，其它邦交国也迅速跟风转向，让台湾中华民国陷入外交困境。46年后的今天，不少台湾人对此仍然难以释怀。但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严震生教授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台湾由此陷入的困境对台湾此后的民主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法广：严教授您好，美国刚刚为前总统卡特先生举行了国葬。卡特先生在任内，在1978年底宣布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建交公报1979年1月1日生效。 与此同时，美国与在台北的中华民国断绝外交关系。对台海两岸来说，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事件。对台湾人来说，这尤其是令台湾人非常失望非常震惊的消息。但是美国与北京政权的关系的改善其实从1971-1972年就已经开始。是否可以说在1972年到1979年这段期间，中美建交已经是大势所趋？在这期间台美关系处于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严震生：我觉得，在1971年美国无法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台湾退出联合国之后，国际社会许多国家大概都感觉到风向在变。1971年夏，（美国时任国务卿）基辛格去访问北京。两个多月后，我们台湾就被逼，退出联合国。接下来就看到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与（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上海发表“上海公报”。1972年9月，日本就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国际社会其实从1972年尼克松访问之后，大概就已经看到势在必行了，只是因为尼克松后来遭遇“水门事件”，（建交）延迟了。 但在此期间，尤其是1970年代中期，台湾在欧洲的邦交国，比如西班牙等都提出与台北断交，在亚太地区，澳大利亚等国家也都断交。就是因为知道美国已经转变方向，所以很多国家也跟着转。拉丁美洲慢慢在1970年代-1980年代初期也开始转向，在台美断交以后，（断交）速度就更快了。所以，台湾其实对此应该是有心理准备的。 可是当卡特宣布的时候，还是让大家比较震惊，因为毕竟已经拖了那么久了，感觉上好像可能不会那么快，不一定会行。其实，自尼克松时代开始，许多谈判就在进行中，美国在北京成立联络办事处，只是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好的安排。美国国会后来也通过了“台湾关系法”，对台湾的安全保障还是有。

所以，台湾当然是对卡特非常不谅解，但是始作俑者其实还是尼克松，是国际关系格局中“打中国牌”来对抗前苏联的两大集团之间的一场竞争。这是台湾再怎么样也无法扭转的一个国际现实。

法广：美国与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与台湾的中华民国断交，对于台湾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是否也有一个巨大的冲击呢？当然，蒋介石那时已经过世，台湾已经进入了蒋经国时代。

严震生：我觉得当然有。如果我们今天回头去看，台湾在民主化之前对美国最大的利益考量大概就有两个：一个是台湾是所谓反共阵营的一部分，是美国要围堵共产主义扩散蛮重要的一个阵营。第二就是台湾的战略地位，它处在第一岛链，是“不沉的航空母舰“。就是说，台湾的战略意义和意识形态与美国（利益）完全吻合。

还有一点是，在1960年代以后，台湾对美国的一个蛮大的资产，是台湾的经济开始慢慢起飞，整体发展很不错，造成了台湾的经济奇迹。就像当时的南韩，也就是现在韩国一样，这是美国可以拿来向其他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在非洲也好，拉丁美洲也好——那些不愿意拥抱美国力挺的这种开放性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路线的国家炫耀，在全世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里头，将台湾作为最好的模范生。

但是，1970年代末期之后，首先，尼克松打中国牌后，台湾的战略地位就显得不是这么重要了，因为美国要跟中国共同对抗前苏联。其次，在意识形态方面，美国好像也愿意稍微放弃一些（坚持），去与中国打交道。而且，建交之后，中国大陆也刚好就在那个时间点，大概就在卡特宣布跟北京建交（1978年12月15日）三天之后，中共三中全会就通过了改革开放的决议（1978年12月18日），中国的经济也开始起来了，它的战略地位也在（提升）。

对台湾来讲，我们被迫要再找到另外一个可以彼此区隔两岸的（方法），就慢慢开始走向开放民主。 今天在美国最重要的全球大战略中，我们是它的民主伙伴，是民主阵营的一部分。这一点，我个人认为，卡特有帮台湾找到一条新路：在某种程度上，台湾被迫要与对岸区隔，于是进行了民主化，这对台湾社会整体是好的。另外，台湾其实在1980年代也面临着经济升级的瓶颈。我们的劳工成本高了，我们的环保意识也高了，所以很多重工业、石化能源工业等都受到了环保团体的挑战。再加上我们的土地成本也高了，然后美金兑台币的汇率被逼从1:4，一路升到1:25。过去台湾常常透过台币贬值来增加我们的出口竞争力，现在汇率已经升到这么高的时候，其实竞争力已经差了。而且，美国跟中国大陆接触之后，我们随即也有机会跟大陆有对话的可能，可以把台商转移到大陆市场。我觉得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是， 美国跟北京建交之后，很多在美国或者其他地方的华人到中国大陆去，其中很多是台湾人。很多台湾的商人或者台湾人会觉得：为什么国外的台湾人可以进去大陆，而我们的不行？所以蒋经国后来也与对岸开放，首先是探亲，然后慢慢开始有台商的活动，投资、市场生产等等。这让台湾在1990年代的经济持续强化升级。因此我个人会给卡特一些加分。当然，我知道在台湾，卡特因为是跟北京建交的总统，所以总是被认定是对台湾不利的总统。但从后续的一些发展来看，其实卡特还是做了一个对台湾发展比较有利的决定。

法广：美国与北京正式建交几个月之后，美国的国会也通过了“台湾关系法”。卡特当时对这个台湾关系法的最终版本起到了怎么样的作用？有些评论曾提出：其实卡特最初的台湾关系法版本非常简单，对台湾并没有实质的保护……

严震生：是。没有错。我们知道国会里有一些对台湾友好的议员，我们当时称他们是“中国游说团”（China lobby） ——这里的“中国”是中华民国、自由中国。这些比较偏保守的参议员与台湾关系非常好。他们觉得，首先，建交/断交作为对台湾来讲其实还是蛮粗鲁的。虽然我们知道，任何外交转移都是最后一分钟通知，但当年美国在台湾的驻华大使安克志是半夜把蒋经国叫醒，通知他这样一个决定。大家都觉得这样做非常不礼貌。所以卡特也知道有一些理亏。 当这些国会议员要推动一个比较真正关注到台湾安全的、能够提供台湾防御性武器的“台湾关系法”的时候，我想，尼克松大概心里头也觉得，既然（与北京）建交目的已经达到了，现在有这么多对台湾友好的议员提出需要，他也就顺水推舟接受了他们的提议，这才有了现在的台湾关系法。我觉得，当时对台湾友好的议员在国会里仗义执言，推动通过这个法律，确实让台湾，不只是在武器问题上可以持续军购，最重要是在心理上面觉得有一个美国国内法关注台湾的安全。虽然没有说一定会出兵保卫台湾，但至少是希望能够提供台湾有足够防卫性的武器，确保台湾的安全，美国与台湾之间的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的互动也会持续。我觉得这个对当时安抚台湾的人心还是有些帮助。

法广：1999年，已经离任总统的卡特接受邀请访问台湾，与台湾第一位经全民投票选出的总统李登辉会面。台湾朝野当时对卡特还是颇有怨言。您怎么理解李登辉当初邀请卡特前往访问的作为呢？

严震生：我想，李登辉总统自诩为台湾的“民主先生”，他一定会希望让卡特看到：他当初做的决定的结果让我们台湾成为一个民主的典范。卡特来台湾后也讲， 他不会后悔1979年的决定。尽管1989年中国发生六四天安门事件，很多人觉得，中国大陆的威权体制没有改变。尤其是现在，很多人都会认为，当年美国与大陆建交的时候，是希望能够出现类似韩国或台湾的发展，也就是在都市化、中产阶级兴起、教育水准提高之后，慢慢走向比较多元民主的社会。但是大陆现在没有走向民主，美国对“和平演变”的期待没有发生。大家于是抱怨当初建交的期待没有达到。可是对台湾来讲，就像我刚才讲的，李登辉可能心里头有数：当初把我们逼上完全被放逐的、被放弃的（处境），有点像国际社会的孤儿一样的感觉变成我们要自立自强的一个新的民主风貌的动力。我认为李登辉当时是有这样的意思，想让他看看，现在台湾已经总统都直选了，国会全面改选了，也完全自由了……我觉得这也是卡特乐见的。而且，李登辉大概也不那么在意当时的断交，所以，邀请卡特在他任下来完成访问，可能比较容易一些。

法广：近几年台海两岸关系急速紧张。当然此时卡特年事已高，不知道他对台海两岸的关系，是否也有过关注呢？

严震生：如果没有记错，他好像只有提到希望两岸和平解决问题，他没有在特别的在细节上面多关注啊，就是我看到的部分，那这一次我们看到他过世之后啊。 你看大家提他的国际外交上面贡献大概第一个就是以色列跟埃及和解的dai戴维营协议。第二个可能就是巴拿马协议。至于他与大陆建交，大家可能觉得这主要是尼克松任下的成绩，只是在卡特任下刚好完成而已。所以台湾人现在对他的评价，年轻的完全不认得他，我们这一代中很多人非常有情绪，到一直会记得到现在。当时我正在美国读书。可是我是学政治学的，学国际关系的，纵观全局来看，我觉得卡特其实帮台湾找了一条生路。

法广：特朗普政府很快就要上台，中美的战略竞争关系已经全面铺开，台海两岸的关系近年非常紧张。在特朗普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台湾会不会担心再出现“打中国牌”的可能性，从而再一次被边缘化？

严震生：我觉得这的确会让台湾担心，最主要是因为川普这个人不谈所谓的民主价值，没有什么民主阵营，他都是单边主义，而且喜欢与习近平单独打交道。 他执行的又是一种交易式外交，这确实会让我们担心。川普在他之前担任总统的时候，曾把台湾比喻成他桌上的一个笔尖而已。后来又说台湾既要美国的保护伞，但又不想交保费；说我们的国防预算太低，更糟糕的是他把我们指控成晶片的”小偷“。 这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不利的说法。换句话说，他已经把我们妖魔化了。如果今天再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有可能说服美国人不需要来援助台湾。 这是我比较担心的部分。特别是他不喜欢与别人一道推动一种比较有共识的美国外交，而是他迷信他个人的魅力，觉得他跟习近平可以达成任何的协议。这是我们比较担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