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芽的季節

開放歷史5 - 陳芳明的革命與詩

1976年12月我的兒子出生，那大概是我生命中重要的轉捩點，在成為人父之前，做任何事情只要對自己及妻子負責就好，但兒子出生後責任加重，也改變了我對生命的看法。

1976那一年，台灣有很多事情發生，遠離歷史現場不免遺憾自己的缺席。1970年開始，台灣就有所謂的黨外運動，之後又有鄉土文學運動，我1974年出國時，黨外運動已頗具規模，記得我出國前，當時主編《大學雜誌》的張俊宏，請我幫忙編輯《大學雜誌》的文藝欄，那時候真的很害怕，覺得他們是反政府或是批評政府的，因此，我就找了理由婉拒。這是我第一次在蓬勃發展的黨外運動中缺席。

1976年不只黨外運動有了規模，鄉土文學也開始展開，我後來寫《台灣新文學史》時，回頭詮釋這段時期有兩個運動，一個是政治上的黨外運動，一個是文學上的鄉土文學運動。這兩個運動的出現，也顯示台灣社會正在轉向。如果還記得1970年台灣發生的第一次保釣運動，因為釣魚台是我們的土地，但美國不想把太多的軍力放在亞洲，就與日本簽訂「安保條約」，把東海與太平洋巡防任務交給日本自衛隊，結果美國把釣魚台也劃進日本巡防範圍，這就是保釣運動的緣起。

1971年台灣被迫退出聯合國，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與中共總理周恩來在上海簽訂「上海公報」，裡面載明兩岸中國承認台灣是屬於中國一部分。在台灣聽到這些當然很震撼，我是很怕事的人，所以就沒有參加黨外運動。從保釣運動、退出聯合國到「上海公報」，我才知道台灣再也無法代表中國了。這些在海外看得很清楚，但我在台灣卻缺席了。

1976年黨外運動已經相當有組織，那一年我訂了《夏潮》雜誌，這本雜誌是由陳映真主編，他是我念研究所時相當崇拜的一位作家。他在監獄時，我還曾經讀過非常厚的一本《陳映真選集》，是在香港出版的，因為他當時坐牢所以台灣不能出版。我記得我曾經投稿兩首詩，刊登在《夏潮》雜誌。這本雜誌給我的震撼是我曾經在裡面讀到一篇文章〈賴和是誰? 〉，我自己也問自己「賴和是誰？」，後來才知道他是「台灣新文學之父」，必須要在離台灣那麼遠的海外，我才知道台灣有位作家叫賴和。所以1976年台灣黨外運動蓬勃發展，而我的台灣文學知識也獲得啟蒙。

1977年是相當關鍵的一年，這一年發生了鄉土文學論戰，也發生了「中壢事件」，我十分驚訝台灣的選民居然把桃園的一間派出所燒掉，因為當時開票許信良一路領先，卻突然不開票了，大家都知道，只要國民黨不開票就是要開始「做票」，這激怒了桃園老百姓，憤而燒毀派出所，而這就是「中壢事件」。不管是鄉土文學論戰或是「中壢事件」，我發現我不能再置身事外，我不只要開始關心鄉土文學的發展，也要關心台灣黨外運動的發展。所以1976年我成為一位父親，又看到台灣發生了那麼多事情，我才知道，無論我走得多遠，台灣的命運還是與我息息相關。

那時我已經在「東亞圖書館」打工，打工時突然有一位溫文儒雅的中年人跟我打招呼，他自我介紹是澎湖人，名字叫鄭紹良。這個人實在是很善良，他說怕我以後覺得被他欺騙，所以必須告訴我，他原本是華大學生，後來休學去擔任台獨聯盟的主席，我當時也嚇了一跳，如此溫文儒雅之人怎麼會去當台獨聯盟主席。不過，我回他說我不擔心，我們可以往來。後來我才知道，他這樣一位機械系博士生，居然對日本文學那麼熟，他常介紹我讀日本文學，我會知道日本有名的詩人北原白秋，就是他介紹的，還有松本清張的推理小說改編成電影，也是他帶我去看的，鄭紹良後來回澎湖選立委我也曾經幫過他忙，不過這些都是後來的事。這些都是別人看不見的生命中的變化。

1976年兒子誕生前，西雅圖就提早下雪了，我們幾位朋友相約去加拿大，我沒有想到中華民國護照加拿大居然不承認，可是與我同車的菲律賓、韓國、日本人，他們拿著護照就通過了，只有我被留置在海關門口，我很惆悵也不知該如何，看著外頭大雪紛飛，感覺自己大概是全世界唯一被遺棄的人。後來加拿大移民官詢問我與其他人的關係，我說我們都是華大的同學，當時中華民國與加拿大斷交不久，他看了我的華大學生證，並且要我填了另外一張單子，然後才蓋章放我通行。當時給我的震撼是中華民國護照竟然輸給美國大學的學生證，也是我第一次有家國的失落感。我後來寫了一首詩〈在美加邊境遇雪〉就是描述當時的心境。

我也必須感謝我的父母，他們知道我離開那麼久，就在1976年冬天前跑到西雅圖看我，我不好意思跟他們提二二八事件，可是有一天我看到父親坐在宿舍後面，看到他蒼老的背影，我就問父親二二八事件，他就叫我不要談這件事，可是隔天他突然告訴我，二二八事件時他也曾經被警察帶走。當時我家住在高雄三民區三民國小對面，是跟人租的房子，我父親被帶到高雄火車站下跪，過了兩天才回來，回來時身上的手錶、西裝和皮鞋都被士兵拿走，等於穿著內衣褲回家。第一次我們父子有那麼交心的對談，我才知道我必須更瞭解台灣發生了什麼，而這也是我長期在海外所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