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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贝尔:美中进入了一个以竞争为主导模式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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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0月2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Kurt Campbell)受邀参加了由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举办的线上研讨会活动。坎贝尔在发言中提及,在许多方面,美国对华政策已经超越了上世纪90年代的接触政策时期,进入了一个以竞争为主导模式的新时期。

活动主持人、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米勒(Aaron David Miller)在活动伊始时谈到,“正如我在开头时所说的那样,我转述了保守派政治评论员乔治·威尔(George Will)的评价,每当谈到外交政策时,美国公众似乎希望越少越好。但尽管如此,我认为,回顾拜登政府近4年的执政历程,你不得不承认,从阿富汗到乌克兰到中国,再到不断升级的中东局势,拜登政府一直面临着旋风式的外交政策挑战”。

米勒指出,“首先,从国家安全、外交政策的角度看,世界似乎更有可能被管控,希望是聪明地管控,而不是真正地改变。我放眼望去,拜登政府及其前任和继任者所面临的挑战,从中国到伊朗到朝鲜,再到如何应对核扩散,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方案,也没有决定性或全面性的结果。 我只想问你第一个大背景的问题,这么说吧,美国《宪法》(序言)谈到了要建立‘一个更完善的联邦’。不过,你我都知道,美国的领导力是这一努力的要素和基础,所以在这个动荡、复杂的世界上,我们该如何发挥领导力?”

坎贝尔回答说,“首先,坦率地说,这可能是目前摆在美国人面前最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将在11月面临一场影响重大的选举。如果我可以谈谈自己的经验,那么无论是在现在这份工作中,还是当我之前在白宫任职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合作伙伴和盟友们希望与美国开展建设性合作的愿望。事实上,这听起来有些简单——与你最信任的伙伴合作的想法,但实际上它们所寻求的是一种真正深入、坦率真诚的伙伴关系,而不是美国最后才介入,提出条件,然后我们从那里开始。坦率地说,它们寻求的是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复杂的讨论和谈判”。

坎贝尔说,“因此,当你回过头来审视本届政府时,首先,我同意你的观点,即挑战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每一个挑战都不会停留在自己的小筒仓里。它们有影响其他挑战的趋势。你没有提到我们正在处理的其他问题。与新冠疫情相关的遗留问题、对新流行病的担忧、气候变化的挑战,坦率地说,这些问题比科学家几年前想象的来得更猛烈、更密集。这些问题往往会以不可预测和危险的方式结合在一起”。

坎贝尔补充道,“我发现,值得重申的是,在印度-太平洋,特别是在欧洲,各国都希望与美国更加紧密地合作。我想,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成立75周年纪念会议上,这一点得到了充分展示。考虑到我们历史上面临的挑战,考虑到该组织适应新成员、新挑战的能力,也考虑到在印太的这些新伙伴关系,以及它们如何以任何人都无法预料的方式与欧洲联系起来,很难不感到某种程度的自豪和成就感。如果你问我,什么才是真正的拜登主义,如你所知,总统的主义几乎是非自愿的,你甚至没有意识到你正在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或者与你看待世界的方式息息相关,不是计划好的,也不是劝诱改宗的,而只是领导者和政府工作方式的必然结果”。

坎贝尔表示:“我想说,拜登总统最自豪的成就是他能够与盟友和伙伴合作,不仅是在地区范围内,而且是跨地区的,而且还能解决以前无法通过合作或无法应对的新问题。因此,我们在技术、共同的威胁感知、打击虚假信息等问题上所做的一切,都是我们寻求向前推进的强大组合。我同意,许多美国人对全球政治心存不安,或担心陷入困境和困难局面,从而将资源从重要的国家优先事项上转移开。但是,一系列民调,几年前通过卡内基的助手们做了一组很好的民调——告诉我们,美国人尽管面临挑战,但更愿意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协同合作,而不是单打独斗,更不是孤立主义,而是真正地与那些像我们一样看待世界的人们合作”。

米勒谈到,“在冷战时期,有一个明确的组织原则似乎迫使各国作出选择,这可能会容易一些。而现在,当这些组织原则不再构成一个连贯或有凝聚力的整体时,就不那么容易了。我想问你关于加法和减法的问题。莎士比亚的戏剧《亨利四世》中有一句精彩的台词,其中一个角色对另一个角色说:‘我能召唤来自深渊的幽魂’。另一个人回答说:‘我可以,任何人都可以;但你召唤他们时,他们会来吗?’ 肯尼迪总统生前非常喜欢这句台词。它确实体现了这样一个概念,即加深与朋友们的关系很难,但比起那些对美国的领导力心存疑虑、或许还在观望的国家来说,这更容易。因此,我甚至不是在谈论那些亦敌亦友的。我们如何做加法而不是减法,尤其是在全球南方?”

坎贝尔表示,“坦率地说,这个问题促使我们思考我们的工具和方法。首先,我认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全球南方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应对政策挑战的第一件事就是承认它的存在。事实上,全球南方并不是一个地方。在全球范围内,存在许多区域层面和不同的特征。我的工作主要涉及非洲和南太平洋,这两个地区都认为自己是全球南方的成员,对全球冲突或气候变化,或与通膨、食品成本相关的问题都存在一些担忧。我认为可以公平地说,正如你所表明的,我们需要找到新的参与工具,来阐明我们在非洲的价值主张”。

坎贝尔说,“我所发现的是希望美国继续参与的强烈愿望。这意味着要找到新的工具来强调我们的投资承诺。我要说的一些话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惊讶。人们常常认为,我们没有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与中国这样的国家竞争的工具。如果你看看去年,中国的‘一带一路’在非洲的投资不到100亿美元。当然很难就这一问题做真正的计算,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公布这么多信息。而且,我们也不清楚这些合作的实际价值是多少。但是,我们的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在上一日历年度向全球南方地区投资了12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投资在非洲”。

坎贝尔续指,“我们在解释和强调我们对关键矿产、供应链等的承诺方面做得很糟糕。但事实是,我们正寻求新的工具来参与到这些地方。所以我要说,在非洲,对我而言,可能要从技术对话开始。非洲是一个巨大的大陆。未来可能会接近全球人口的40%。对技术、技术的附加值、在某些能力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潜力的巨大兴趣。因此,我们试图与主要国家围绕技术问题开展合作。我们正努力沿着发展走廊发展伙伴关系”。

坎贝尔说,“几周后拜登总统访问非洲南部时,将在安哥拉强调这种做法,特别是‘洛比托走廊’(Lobito Corridor)。我们还在寻求继续开展一些项目,坦率地说,这些项目非常了不起,但我认为,我们还没有充分阐明它们的重要性。小布什总统任内对‘总统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R)的承诺以及在全球南方地区应对传染病的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功,我们将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努力”。

坎贝尔指出,“事实上,这些国家正在寻求的一些东西,如大型体育场馆、领导者之家以及中国提供的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不是我们提供的服务。我们更多的是为人民提供所需技术。如果你看一下我们的项目,它们涉及大量的当地培训,我们称之为技能培训,目的是让人们更多地融入东道国的工作流。中国和其他国家参与的许多项目都有大量外国工人进入,然后离开,几乎没有直接的附加值”。

坎贝尔说,“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非常关注一些打击虚假信息和叙事方面的挑战,这在全球南方是非常严峻的。这显然受到中东问题和我们面临的其他挑战的影响。我只想强调,下届政府必须把这一点放在首位,与盟友和合作伙伴一起,再次建设性地思考如何在全球南方地区加强我们的工作”。

主持人米勒稍后谈到,“我想谈谈你花了很多时间关注的一个领域,那就是中国问题。我只想提出一个看法,请你回答。几十年来,我们的对华政策似乎一直在两方面来回切换,一方面把北京视为撒旦在地球上的手指,另一方面又把中国视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愿意遵守我们基本上制定的国际规则。因此,我想从分析角度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认为我们对中国的认识正确吗?”

坎贝尔回答说:“我看不到如此的来回切换。我看到的更多是一个随着时间推移而演变的过程。对此,我只想说几点。我认为,没有哪个国家过去和现在比我们更积极地参与将中国首先拉入20世纪的项目,以及全球供应链、发展和制造业的所有可能性。从改革开放开始,我们是帮助中国走上这条道路的关键国家。当然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归功于中国人民的辛勤努力。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为中国提供了一些更大的背景、印度-太平洋的和平与稳定、对中国的大量投资、一个吸收中国生产的众多商品的开放市场,以及对与中国建立持久关系的深切尊重和接触”。

坎贝尔称,“我认为,在过去十五年中,由于种种原因,不仅仅是习近平,而是中国认为,首先,美国正在衰落。他们一直对美国的领导地位感到焦虑,无论这种焦虑是否涉及觉得美国认为北京有发生政权更迭可能性的观点。这一直是他们的担忧。但出于种种原因,人们感到现在是中国显示自己的权威、帮助美国退出全球舞台的时候了。其中很多都不是明确的,尽管有些是在习的领导下的。习近平主席在书面和公开讲话中比任何一位前中国领导人都更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中方的抱负。与此同时,人们也觉得美国没有足够的财力来维持其领导地位”。

坎贝尔表示,“我确实相信美国与其他国家一起参与了一个项目,在印度-太平洋和全球范围内建立了你可以称之为操作系统(operating system、或译运作体系)的东西,从而取得了一系列了不起的成就,坦率地说,我认为中国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我认为,习主席和中国现在想要作出的一些改变将以与我们的利益以及我们盟友和伙伴的利益背道而驰的方式触及这一操作系统的核心。因此,我认为美国寻求做的不是遏制或限制中国。在许多方面,我们是在应对一个更加武断、更具侵略性的中国,然后挑战这一操作系统的各种要素、诸如和平解决争端、航行信心、海洋法、法治、合同关系”。

坎贝尔指出:“所有这些复杂的结构都构成了这一操作系统。因此,我认为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竞争的时期,而且我想告诉你,我认为我们取得如此成功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在印度-太平洋和欧洲部分地区,以及带动合作伙伴的原因之一,是这些国家中的许多国家都对中方外交政策的近期走向等问题共享担忧。因此,我认为你所描述的这一轨迹更像是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一种结果和回应”。

坎贝尔补充说,“我不认为这就像来回切换。我认为这个过程是可以衡量的,而且很可能会继续下去。会有人说,让我们回到上世纪90年代,让我们回到接触政策时期。我认为,在许多方面,我们已经超越了90年代,进入了一个以竞争为主导模式的新时期,不是吗?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希望竞争是稳定的,而不是趋向冲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努力建立对话和协商机制,并与盟友和伙伴合作”。

坎贝尔指出,“但我认为这是未来的方向性指标。我还想说的是,中国在中东发挥着巨大作用,而且作用越来越大。我们已经谈到了中国在海湾地区的外交努力,与海湾地区的合作伙伴一起研究技术。但我也要告诉你,我们一直在尽可能地寻找机会,无论是在芬太尼还是技术方面,与中方找到一些共同点”。

坎贝尔提及,“我举个例子。在胡塞武装开始袭击红海航运后,我们立即与中方对话者接触,希望他们与我们或国际社会的一些成员合作,利用他们在吉布提的中队,以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与我们共同对付海盗的方式,努力保护这些与中国的财力有巨大关系的航运。我们以为,中方确实有可能回答:‘Yes’,因为受影响的航运与中国的命脉息息相关。在研究了一段时间后,我们意识到,中方试图做的不是加入任何形式的国际海军联盟,而是采取行动,直接与胡塞武装沟通,告诉他们:听着,这些是我们的船。那些不是我们的船。针对不同的船只。这完全是无益的,而且暗示了一种令我们真正担忧的全球公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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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主持人、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米勒(Aaron David Miller)在活动伊始时谈到,“正如我在开头时所说的那样,我转述了保守派政治评论员乔治·威尔(George Will)的评价,每当谈到外交政策时,美国公众似乎希望越少越好。但尽管如此,我认为,回顾拜登政府近4年的执政历程,你不得不承认,从阿富汗到乌克兰到中国,再到不断升级的中东局势,拜登政府一直面临着旋风式的外交政策挑战”。

米勒指出,“首先,从国家安全、外交政策的角度看,世界似乎更有可能被管控,希望是聪明地管控,而不是真正地改变。我放眼望去,拜登政府及其前任和继任者所面临的挑战,从中国到伊朗到朝鲜,再到如何应对核扩散,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方案,也没有决定性或全面性的结果。 我只想问你第一个大背景的问题,这么说吧,美国《宪法》(序言)谈到了要建立‘一个更完善的联邦’。不过,你我都知道,美国的领导力是这一努力的要素和基础,所以在这个动荡、复杂的世界上,我们该如何发挥领导力?”

坎贝尔回答说,“首先,坦率地说,这可能是目前摆在美国人面前最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将在11月面临一场影响重大的选举。如果我可以谈谈自己的经验,那么无论是在现在这份工作中,还是当我之前在白宫任职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合作伙伴和盟友们希望与美国开展建设性合作的愿望。事实上,这听起来有些简单——与你最信任的伙伴合作的想法,但实际上它们所寻求的是一种真正深入、坦率真诚的伙伴关系,而不是美国最后才介入,提出条件,然后我们从那里开始。坦率地说,它们寻求的是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复杂的讨论和谈判”。

坎贝尔说,“因此,当你回过头来审视本届政府时,首先,我同意你的观点,即挑战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每一个挑战都不会停留在自己的小筒仓里。它们有影响其他挑战的趋势。你没有提到我们正在处理的其他问题。与新冠疫情相关的遗留问题、对新流行病的担忧、气候变化的挑战,坦率地说,这些问题比科学家几年前想象的来得更猛烈、更密集。这些问题往往会以不可预测和危险的方式结合在一起”。

坎贝尔补充道,“我发现,值得重申的是,在印度-太平洋,特别是在欧洲,各国都希望与美国更加紧密地合作。我想,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成立75周年纪念会议上,这一点得到了充分展示。考虑到我们历史上面临的挑战,考虑到该组织适应新成员、新挑战的能力,也考虑到在印太的这些新伙伴关系,以及它们如何以任何人都无法预料的方式与欧洲联系起来,很难不感到某种程度的自豪和成就感。如果你问我,什么才是真正的拜登主义,如你所知,总统的主义几乎是非自愿的,你甚至没有意识到你正在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或者与你看待世界的方式息息相关,不是计划好的,也不是劝诱改宗的,而只是领导者和政府工作方式的必然结果”。

坎贝尔表示:“我想说,拜登总统最自豪的成就是他能够与盟友和伙伴合作,不仅是在地区范围内,而且是跨地区的,而且还能解决以前无法通过合作或无法应对的新问题。因此,我们在技术、共同的威胁感知、打击虚假信息等问题上所做的一切,都是我们寻求向前推进的强大组合。我同意,许多美国人对全球政治心存不安,或担心陷入困境和困难局面,从而将资源从重要的国家优先事项上转移开。但是,一系列民调,几年前通过卡内基的助手们做了一组很好的民调——告诉我们,美国人尽管面临挑战,但更愿意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协同合作,而不是单打独斗,更不是孤立主义,而是真正地与那些像我们一样看待世界的人们合作”。

米勒谈到,“在冷战时期,有一个明确的组织原则似乎迫使各国作出选择,这可能会容易一些。而现在,当这些组织原则不再构成一个连贯或有凝聚力的整体时,就不那么容易了。我想问你关于加法和减法的问题。莎士比亚的戏剧《亨利四世》中有一句精彩的台词,其中一个角色对另一个角色说:‘我能召唤来自深渊的幽魂’。另一个人回答说:‘我可以,任何人都可以;但你召唤他们时,他们会来吗?’ 肯尼迪总统生前非常喜欢这句台词。它确实体现了这样一个概念,即加深与朋友们的关系很难,但比起那些对美国的领导力心存疑虑、或许还在观望的国家来说,这更容易。因此,我甚至不是在谈论那些亦敌亦友的。我们如何做加法而不是减法,尤其是在全球南方?”

坎贝尔表示,“坦率地说,这个问题促使我们思考我们的工具和方法。首先,我认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全球南方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应对政策挑战的第一件事就是承认它的存在。事实上,全球南方并不是一个地方。在全球范围内,存在许多区域层面和不同的特征。我的工作主要涉及非洲和南太平洋,这两个地区都认为自己是全球南方的成员,对全球冲突或气候变化,或与通膨、食品成本相关的问题都存在一些担忧。我认为可以公平地说,正如你所表明的,我们需要找到新的参与工具,来阐明我们在非洲的价值主张”。

坎贝尔说,“我所发现的是希望美国继续参与的强烈愿望。这意味着要找到新的工具来强调我们的投资承诺。我要说的一些话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惊讶。人们常常认为,我们没有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与中国这样的国家竞争的工具。如果你看看去年,中国的‘一带一路’在非洲的投资不到100亿美元。当然很难就这一问题做真正的计算,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公布这么多信息。而且,我们也不清楚这些合作的实际价值是多少。但是,我们的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在上一日历年度向全球南方地区投资了12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投资在非洲”。

坎贝尔续指,“我们在解释和强调我们对关键矿产、供应链等的承诺方面做得很糟糕。但事实是,我们正寻求新的工具来参与到这些地方。所以我要说,在非洲,对我而言,可能要从技术对话开始。非洲是一个巨大的大陆。未来可能会接近全球人口的40%。对技术、技术的附加值、在某些能力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潜力的巨大兴趣。因此,我们试图与主要国家围绕技术问题开展合作。我们正努力沿着发展走廊发展伙伴关系”。

坎贝尔说,“几周后拜登总统访问非洲南部时,将在安哥拉强调这种做法,特别是‘洛比托走廊’(Lobito Corridor)。我们还在寻求继续开展一些项目,坦率地说,这些项目非常了不起,但我认为,我们还没有充分阐明它们的重要性。小布什总统任内对‘总统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R)的承诺以及在全球南方地区应对传染病的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功,我们将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努力”。

坎贝尔指出,“事实上,这些国家正在寻求的一些东西,如大型体育场馆、领导者之家以及中国提供的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不是我们提供的服务。我们更多的是为人民提供所需技术。如果你看一下我们的项目,它们涉及大量的当地培训,我们称之为技能培训,目的是让人们更多地融入东道国的工作流。中国和其他国家参与的许多项目都有大量外国工人进入,然后离开,几乎没有直接的附加值”。

坎贝尔说,“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非常关注一些打击虚假信息和叙事方面的挑战,这在全球南方是非常严峻的。这显然受到中东问题和我们面临的其他挑战的影响。我只想强调,下届政府必须把这一点放在首位,与盟友和合作伙伴一起,再次建设性地思考如何在全球南方地区加强我们的工作”。

主持人米勒稍后谈到,“我想谈谈你花了很多时间关注的一个领域,那就是中国问题。我只想提出一个看法,请你回答。几十年来,我们的对华政策似乎一直在两方面来回切换,一方面把北京视为撒旦在地球上的手指,另一方面又把中国视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愿意遵守我们基本上制定的国际规则。因此,我想从分析角度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认为我们对中国的认识正确吗?”

坎贝尔回答说:“我看不到如此的来回切换。我看到的更多是一个随着时间推移而演变的过程。对此,我只想说几点。我认为,没有哪个国家过去和现在比我们更积极地参与将中国首先拉入20世纪的项目,以及全球供应链、发展和制造业的所有可能性。从改革开放开始,我们是帮助中国走上这条道路的关键国家。当然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归功于中国人民的辛勤努力。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为中国提供了一些更大的背景、印度-太平洋的和平与稳定、对中国的大量投资、一个吸收中国生产的众多商品的开放市场,以及对与中国建立持久关系的深切尊重和接触”。

坎贝尔称,“我认为,在过去十五年中,由于种种原因,不仅仅是习近平,而是中国认为,首先,美国正在衰落。他们一直对美国的领导地位感到焦虑,无论这种焦虑是否涉及觉得美国认为北京有发生政权更迭可能性的观点。这一直是他们的担忧。但出于种种原因,人们感到现在是中国显示自己的权威、帮助美国退出全球舞台的时候了。其中很多都不是明确的,尽管有些是在习的领导下的。习近平主席在书面和公开讲话中比任何一位前中国领导人都更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中方的抱负。与此同时,人们也觉得美国没有足够的财力来维持其领导地位”。

坎贝尔表示,“我确实相信美国与其他国家一起参与了一个项目,在印度-太平洋和全球范围内建立了你可以称之为操作系统(operating system、或译运作体系)的东西,从而取得了一系列了不起的成就,坦率地说,我认为中国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我认为,习主席和中国现在想要作出的一些改变将以与我们的利益以及我们盟友和伙伴的利益背道而驰的方式触及这一操作系统的核心。因此,我认为美国寻求做的不是遏制或限制中国。在许多方面,我们是在应对一个更加武断、更具侵略性的中国,然后挑战这一操作系统的各种要素、诸如和平解决争端、航行信心、海洋法、法治、合同关系”。

坎贝尔指出:“所有这些复杂的结构都构成了这一操作系统。因此,我认为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竞争的时期,而且我想告诉你,我认为我们取得如此成功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在印度-太平洋和欧洲部分地区,以及带动合作伙伴的原因之一,是这些国家中的许多国家都对中方外交政策的近期走向等问题共享担忧。因此,我认为你所描述的这一轨迹更像是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一种结果和回应”。

坎贝尔补充说,“我不认为这就像来回切换。我认为这个过程是可以衡量的,而且很可能会继续下去。会有人说,让我们回到上世纪90年代,让我们回到接触政策时期。我认为,在许多方面,我们已经超越了90年代,进入了一个以竞争为主导模式的新时期,不是吗?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希望竞争是稳定的,而不是趋向冲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努力建立对话和协商机制,并与盟友和伙伴合作”。

坎贝尔指出,“但我认为这是未来的方向性指标。我还想说的是,中国在中东发挥着巨大作用,而且作用越来越大。我们已经谈到了中国在海湾地区的外交努力,与海湾地区的合作伙伴一起研究技术。但我也要告诉你,我们一直在尽可能地寻找机会,无论是在芬太尼还是技术方面,与中方找到一些共同点”。

坎贝尔提及,“我举个例子。在胡塞武装开始袭击红海航运后,我们立即与中方对话者接触,希望他们与我们或国际社会的一些成员合作,利用他们在吉布提的中队,以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与我们共同对付海盗的方式,努力保护这些与中国的财力有巨大关系的航运。我们以为,中方确实有可能回答:‘Yes’,因为受影响的航运与中国的命脉息息相关。在研究了一段时间后,我们意识到,中方试图做的不是加入任何形式的国际海军联盟,而是采取行动,直接与胡塞武装沟通,告诉他们:听着,这些是我们的船。那些不是我们的船。针对不同的船只。这完全是无益的,而且暗示了一种令我们真正担忧的全球公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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