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北的窗口(下)

開放歷史5 - 陳芳明的革命與詩

「鎖在尺幅有限的室內，頓覺天地甚寬。在修課時，從未察覺不同歷史脈絡之間的有機關係。如今展開密集閱讀時，不同的歷史軌跡可以並置在一起。兩者之間的互動，其實是千絲萬縷，全然不能孤立地看待。這時才第一次理解什麼是歷史的整體性，不同民族，不同國家，在同樣歷史的沖激之下，終於產生犬牙交錯的連帶感。到達這樣的理解之際，窗外已經是一片綠蔭。」

這是我在《革命與詩》書中所寫的一段文字，我要談的是我知識上所產生的動盪，以及在內心裡價值觀念的轉變。這些轉變都是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一點一滴的發生，也只有回頭時才知道，也就是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累積不同的生命質數。回憶那段時間、那段生活，幾乎每天都有新的感覺、新的變化。這不僅是因為外界環境不斷改變，我讀的知識也在不斷翻新。對我的生命而言是關鍵時期。

一位文弱書生，怎麼可能會涉入政治，怎麼會突然開始發表激烈言論並訴諸文字。當然在那個城市裡我認識了許多人，其中在華盛頓大學醫學院有一位年輕醫生沈富雄，我住的學校宿舍距離他家大約開車十分鐘，他家在半山腰上，我常去他家討論台灣的歷史、台灣的政治。從他家可以看到整個華盛頓湖，白天的湖面一片藍色，湖南面的盡頭有一座終年積雪的山Mt Rainier，我翻譯成雷尼峰。這樣一座終年積雪的山，坐落在巨大湖面的盡頭，這種風景說有多漂亮就有多漂亮。如果不要涉及政治，如果不要因為博士考試而投入緊張的生活，在那裡生活真是一種享受。我曾告訴自己，為何上帝如此不公，讓美國人享有如此美的風光，而台灣人卻必須度過那麼艱苦的歷史過程。但是沒辦法，身為台灣人就必須接受這樣的命運。

當時我與沈富雄以及另一位華大的學生，再加上文學系的詩人楊牧組了一個讀書會，因為我們對台灣的歷史不熟，所以決定從清代的歷史讀起，就讀連雅堂的《台灣通史》。有一天沈富雄說，我們自己在這裡讀書沒有意義，不如把最新的黨外運動文章，油印後訂成小冊子寄給華大的留學生。我覺得這個點子很好，沈富雄也知道我以後要回台灣，那時我們沒有打字機，所有文章都是手寫，而沈富雄的鋼筆字非常漂亮，所以由我提供稿子，他負責抄寫。我寫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批判「中壢事件」，由他抄好後拿去影印，然後寄到每位留學生的信箱。據說這份油印的刊物產生了很大震撼，領事館開始查筆跡是誰的。後來大概知道是沈富雄，可是後面是誰在寫文章，我想一定程度也可以推測出是我所寫，因為當時能夠寫文章的並不多。我想我會成為「黑名單」，大概就是1977年、1978年左右慢慢形成的。

那份刊物我們命名為《西北雨》，因為西北雨來得快、去得快，且每次都會帶來很大的雨量，也是台灣這塊土地特有的天氣形態。這份刊物從「中壢事件」後一直辦到1979年《美麗島雜誌》在台灣出版。因為《美麗島雜誌》是非常強悍的黨外運動機關雜誌。1977年中壢事件後，台灣的黨外運動也慢慢有了組織，這個組織沒有名字，到了1978年集結成「黨外運動聯誼會」，領導人表面上是施明德，實際上是黃信介。施明德娶了一位美國老婆艾琳達，我一直要到1980年參加海外政治運動和許信良辦刊物時，才認識艾琳達。

1978年對我個人而言是重大變化，但我並沒有因為關心政治議題而偏離了學術研究，事實上我仍然很認真的在進行學術研究。我記得參加博士資格考時，四位教授中只有一位指導我宋代歷史的老師來自香港，其它包括：英國史、中國近代史以及俄國史的教授都是美國人，筆試通過後還要與四位教授進行一場答辯，由他們提問題讓我回答。經過兩個小時問答後我先離席讓教授們進行討論，過了五分鐘後我的老師開門請我進入，第一句話就是恭喜我，而其他三位教授也一一與我握手，我就知道我可以開始寫論文了，我希望兩年內把論文寫完後回台灣，當時的喜悅感非常大。

可是因為1979年台灣與美國斷交，所有海外留學生的情緒都很低落，那段時間我們發行《西北雨》，至少我精神上能有所寄託。我當時也準備把博士論文寫出來，當我正興奮的寫論文第一章時，才發現有很多英文單字不懂，寫起來非常困難，所以我大概花費二～三個月才寫出第一章，寫完後原本覺得後面會很順利，可是當時已經接近1979年底，我們聽說《美麗島雜誌》要在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在高雄舉辦一場人權遊行，示威抗議。我記得當時林義雄也要回台灣，經過西雅圖時我們與他會談，從林義雄的談話可以感受到他是一位謙虛又充滿智慧的人，且談吐溫和絲毫看不出是一位相當具批判性的人。與這位溫文爾雅的紳士談了一晚上，我們都覺得他回去後將是台灣民主的希望。當時另一位黨外人士康寧祥也邀請林義雄南下觀看人權遊行。

那場遊行相當激烈，我記得我打電話給艾琳達，她說這起事件一定會改變台灣的歷史，當時我內心還認為艾琳達或許有些誇大其詞，結果沒想到真是如此。美麗島事件被國民黨定調為「叛亂事件」，必須進行軍法審判，就開始到處逮捕人，除了八位領導人，五十幾位工作人員也遭到逮捕，這就是《美麗島事件》。